七　文学的愧疚

——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

在这儿讨论文学，和在大陆的大学与国外其他学校讨论文学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在这儿，有如他乡遇故知的相见之感、之亲、之喜悦，而在大陆的学校，我只是有那种又见了邻村孩子的似熟似亲。在陌生的国外，我的每一句话都要被翻译，和他人交流文学，我总有一种被人“蒙骗”或我在“蒙骗”别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否被翻译准确地传递了出去，也不知道翻译传递给我的别人的话意，是否准确，是否有语言中情感的疏漏。

因为今天是在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校园，是在一个“他乡遇故知”的情感氛围之中，所以，我特别想坦诚布公，苦诉衷肠，说说自己在大陆不愿与人诉说、说了害怕别人会议论你是作秀，而在西方国家，你说千道万，也不知他能否明白一二的内心话——就是表达一下我作为一个作家，有30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人的由衷感叹，即：文学的愧疚！

文学的愧疚——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谈：

一、面对我故乡的那块苦难的土地，我究竟做了什么，表达了什么

在台湾，我大约出版了10本小说，大家对我已经有了一些了解，都知道我是河南人，是地道的农民，也都会说我常常浓墨重彩地写人和土地的苦难；还有就是把“苦难的大师”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说我是“土地的儿子，苦难的大师”。面对这样的称颂，我会自鸣得意，会躲在书房自得其乐、孤芳自赏。但在时过境迁之后，在某一日回到家乡或有一天重新去看俄罗斯文学时，比如面对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面对中国作家鲁迅和萧红的小说时，我会有一种汗颜和羞愧，会有一种小丑在大师面前跳舞的献丑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小说中，读到拉思科里涅珂夫和阿廖沙在故事的最后，怀着忏悔和拥抱苦难的心情去亲吻俄罗斯的大地时，我总是忍不住会掉下眼泪，感叹自己的写作面对土地、面对那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人生与命运，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去爱一切、理解一切、拥抱一切——而这一切中，最重要的就是热爱苦难、拥抱苦难。热爱那个社会和世界的所有，理解19世纪变革中俄罗斯社会里的上层与下层、贵族与百姓，包括如聂赫留朵夫那样有过虚伪、欺骗和腐败、堕落的人。面对我故乡的那块土地——人们常说的中原大地，我知道在我的小说中，我表现了太多的怨恨和嘲弄——这种怨恨和嘲弄，不是鲁迅笔下尖锐的批判，明确地就是怨和恨。是那种有些旁观的冷笑，而不是我们说的无奈的苦笑。比如《坚硬如水》这部小说，有人说这是我的小说中最好、最独特的一部。你说独特，我是赞同的，你说它最好，我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我只能沉默。因为，一方面我像孩子一样，面对我的所有的作品，都喜欢听到人家说好，而不喜欢别人说它不好。别人批判我的作品，我不嫉恨，更不记仇，但这并不说明我大度，只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去捂住别人的嘴。但你说它如何如何好，或最好——比如《坚硬如水》，我还是觉得这部小说中多了一些旁观者的冷笑和嘲笑，而缺少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爱一切、理解一切、拥抱苦难的阔大与高尚的胸怀。比起他们，我简直不值一提。《日光流年》也不值一提。托尔斯泰那种无边、伟大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拥抱苦难、承受一切的胸怀，鲁迅面对人的不幸时那种在批判面孔之下的无奈的苦笑，还有并不被台湾读者普遍喜欢的萧红，面对东北大地上的苦难呈现出的温情和忍耐——我认为在我的小说表现中，这样的胸怀表现得都不明确、不充分，乃至相当相当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