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厌精细捶残帖

——一则小说的起居注

台湾电视史上一定会流传下去一个奇怪的术语,它所指的是一种戏剧类型:“民初剧”。在电影那一界里,许多负笈欧美、学有专攻的研究者和影评人未必会欣然同意:中国电影的诸般“类型”之中尚有“民初片”这么一格,因为电影研究和批评的论述传统比较不那么追随着大众传媒(如:报纸影艺版)的遣词用语起舞。是以李小龙的《精武门》、谭道良的《潮州怒汉》和陈观泰的《马永贞》会被归入“动作片”一类,而小荧幕上的《长白山上》、《古道斜阳》、《废园旧事》乃至《挑伕》、《野店》之流者,则惯例从俗地被归入“民初剧”之林。除非报道电视消息的记者不惮辞费,愿意在民初二字之下加上动作二字,使成“民初动作剧”一门,如此一来,就又可以和“古装动作剧”作一区别。这个区别似乎是有其必要的——起码,当一位制作人向电视台提出某部戏剧企划案的时候,不学而有术的节目部经理即使再低能智障,也一眼可以看出,有“民初”二字者必然要比古装时装任何一朝一代之装要省钱。当然省钱:演员不必戴头套、剃须发、置盔甲靴袍,背景也毋需造亭台、起宫室、设古董家具。于是,“民初”二字有其电视经济学上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把电视经济学这个用语稍稍延展一下,涵括了电视剧本撰写和摄制方式的范围,更可以看出“民初”二字的效用:它让编剧和导演也尽可以逞其低能智障之资,不必作太耗心力的考证去讲究语言、布景、陈设、道具……之准确与否,换言之:“民初”二字是一个模糊地带,提供了电视、戏剧工作者大胆驰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做什么、怎么做都可以,那个空间犹如好莱坞只手打造出来的“西部”,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蛮荒。无论是懒惰愚还是大胆放肆的编导都可以遁入此域,施展侠骨抑或柔情。在这里,即使连道德冲突都要简化、窄化到最单纯肤浅的层次:中国人/日本人、革命军/军阀、捕快/土匪、侦缉队/私枭、义侠/恶棍、好帮派/坏帮派……也正由于这样的简化和窄化,“民初”二字规避了民国史上最复杂的政治斗争、派系夺权、意识形态乃至生产工具和经济规模革命的课题细节,也荒弃了20世纪前三十年乃至四十年间中国人的生活细节。就像这两个字本身的模糊意义一样模糊:民国初年,也可以上溯到晚清末年,下及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于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大约只能用孤岛的视野一言以蔽之:遥远的大陆。正因其遥远,是以无能见其细节。

打翻一副碗筷

在遥远的中国,只有帝王的生活细节值得书写,合得载录。《礼记·玉藻第十三》即云:“(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寻常百姓、文武重臣以迄于贵族富室都没有借文字暴露、流传其生活细节的必要和价值。记载帝王生活细节的著述被称为“起居注”,意思似乎是说:即使连记载本身亦只不过是一种次于天子生活实况的存在体。换言之:在古老中国人的观念里,除了拥有人间无上威权和地位的天子之外,任何人的生活细节是毋须形诸文字的。幸而事实的发展并未尽如经籍所愿:历朝历代的纪传、志怪、传奇、笔记、小说等体制——无论是正史也好,稗官也好,都曾经自天子脚下的尺寸之地一再向外拓延展触,使生活细节的披露非徒由钟鸣鼎食者所专,且越是透过小说的普及流布,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渐趋详尽了。

就拿吃饭打翻碗筷这样的寻常事件来说,它是凡人难免的生活细节,然而一旦进入书写,便成为独具意旨的典故。试看《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中,关于筵席的描述虽只寥寥数语,已可算得上是点染具足了:“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及至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那样骇人的试探之词,使刘备“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幸好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托言畏雷(“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既以巧智掩饰了怯骇,又以表示怯骇躲过了雄猜。这一副匙箸掉得自然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