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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他回去时听说有位妇女在客厅里等他。那个女人漂亮高傲，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她穿着长袖的天鹅绒衣服，脚下是一双十分精致的熟山羊皮靴，头戴一顶有真丝面纱的中世纪妇女的帽子。将军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对她来访的方式和时间感到奇怪。她没开口，先把一个用长项链挂着的盒形胸饰举到他眼前，他惊讶地认了出来。

“米兰达·林赛！”他失声喊道。

“正是我，”她说，“尽管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她的嗓音像大提琴一样低沉热烈，稍稍带一点母语英语的口音，唤起了他难以重复的回忆。他挥手示意，让门口值勤的警卫退下，坐在她面前，挨得很近，两人的膝盖几乎接触，他拉着她的手。

十五年前，他第二次流放到金斯敦，偶然在美国商人麦克斯威尔·希斯洛普家里吃饭时，他们互相认识了。她是伦敦·林赛爵士的独女，伦敦·林赛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退休后在牙买加一家榨糖厂定居，在写一部六卷的谁也不看的回忆录。虽然米兰达长得绝色美丽，但年轻的流放者心情落寞，当时正沉溺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心中另有所爱，对别的女人并不注意。

在她的印象中，他比三十二岁的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瘦削苍白，留的鬓角和胡子像黑白混血儿那般粗硬，头发长及肩头。像当地贵族青年一样，他一身英国式装束，白领巾，不适于当地气候的厚上衣，纽扣孔里插着一枝浪漫的栀子花。他这身打扮在一八一〇年某个放荡的夜晚，被一个风流的妓女误认为是伦敦妓院里的希腊男妓。

说是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最让人忘不了的是那双充满幻觉的眼睛，猛禽一般锐利的声音和滔滔不绝、令人疲惫的谈话。奇怪的是他目光低垂，不正眼看同桌的人，却能引起人们注意。他讲话带有加那利群岛的腔调和口音，马德里方言的文雅词语，出于对两位不懂西班牙语的客人的尊重，那天他还穿插着说一些简单但能听懂的英语。

吃午饭时，除了自己的幻觉之外，他对谁都不注意。他带着学者和演说家的风度讲个没完，说了许多未加修饰的预言式的话，其中不少后来出现在金斯敦一家报纸刊登的划时代的宣言里，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牙买加宪章》。“使我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团结。”他说。谈到美洲的伟大、资源和人才时，他屡屡重复说：“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人类。”林赛父女回家后，父亲问米兰达对这个把岛上的西班牙代理人搞得六神不安的阴谋家有什么看法，她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他自以为是个拿破仑·波拿巴。”

几天后，他接到一封不寻常的信，信里详细地指示他星期六晚上九点单独步行到一个荒僻的地点去同她会面。那一挑战不仅把他的生命而且把美洲的命运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起义失败后，他是当时唯一的后备力量。经过五年多灾多难的独立战争，新格拉纳达总督领地和委内瑞拉特别自治区抵挡不住有绥靖者之称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的猛烈攻击，西班牙重新征服了那些地区。凡是识字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绞死，爱国者的指挥部已被消灭。

一代有文化的、美洲出生的白人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散播了独立的种子，其中数他信念最坚定，最不屈不挠，最有远见，并且把政治家的天才和军人的直觉最完美地加以结合。当时他租了一幢有两间屋的房子，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副官，两个已经解放但仍伺候他的小奴隶，还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晚上不带护卫，步行前赴一个不知底细的约会，不但是不必要的冒险，而且是历史性的不明智行为。但是尽管他重视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一个美丽女人的谜比什么都更吸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