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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

莫里纳雷斯太太为了听他们聊天,早就把摇椅挪近了牌桌,这时插嘴说:

“你被当成是名副其实的圣徒。”

“好吧,”他说,“果真是这样,就放掉那个可怜的女人。”

他不再阅读书信文件。如果非写信不可,他就指点一下,让费尔南多代笔,少数几封需要他签名的信也不看一遍。早晨他坐在阳台上望着沙漠一般的街道,看那头驮水的驴子、那个卖干鱼的自得其乐的女人、十一点准时放学的小孩,以及长袍上打了不少补丁的神甫在面前走过,神甫在教堂门廊里向他祝福,然后消失在炎热中。下午一点钟,人们都在午睡,他向满是烂芦苇秆的河边走去,吓飞了广场上一群群的兀鹫,偶尔有几个人见他形销骨立、穿着便服还能认出他,向他招呼,他一一回答,终于来到码头对面投弹手驻扎的泥巴苇子墙的棚屋。士兵们闲得发慌,士气低落得让他担心,营房乱七八糟,臭气熏人。但是一个仿佛热得昏昏沉沉的军士长讲了实话,使他目瞪口呆。

“将军阁下,困扰我们的不是士气,”他说,“而是淋病。”

他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当地的医生们用过锰酸钾溶液灌洗,用乳糖溶液缓解疼痛,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便把问题提请军官们解决,军官们对于该怎么做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全城已经知道他们面临的威胁,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看成是传播瘟疫的使者。将军最担心的是军心涣散,发现事实真相后倒不太惊慌,下令绝对隔离,大刀阔斧地解决了问题。

长时间得不到消息,凶吉难卜,使人焦躁不安,这时候圣玛尔塔一个骑马的信使送来了蒙蒂利亚将军晦涩难懂的短笺:“人已经在我们手里,事情办得很顺利。”将军觉得信的内容奇怪,送信的方式又很特殊,心想一定是头等重要的军务大事,也许同里奥阿查的战役有关。他认为这一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谁都不愿相信。

那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把信件写得含混不清,把军事简报故意搞得错综复杂是很正常的事;当初策划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时行之有效的密码通讯制度由于政府懒散早已废弃。将军老是担心军人欺骗他,蒙蒂利亚也有这种疑虑,这一来问题更为复杂,将军急切地希望解开这封信的谜底,便派何塞·帕拉西奥斯去圣玛尔塔,名义上是采购一些当地市场上没有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捎上几瓶干白葡萄酒和小麦啤酒,真正的目的是弄清楚密信的含义。其实非常简单:蒙蒂利亚想说的是米兰达·林赛的丈夫已经从翁达监狱押解到卡塔赫纳,赦免是指日可待的事。谜底毫无奥妙,将军十分失望,甚至并不为自己替牙买加的救命恩人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高兴。

圣玛尔塔主教在十一月初亲笔给将军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说上周邻镇西恩纳加的居民企图组织一次暴乱,声援里奥阿查,主教出面斡旋才平息了居民的情绪。将军也亲笔写信向主教表示感谢,并且请蒙蒂利亚酌情行事,但是主教迫不及待地向他要债的做法使他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