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老得好漂亮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第3/4页）

到青蛙生卵的盲者的沟中，

一个瞎子捶打一群瞎子……

这种无所畏惧的正视现实而又乐于生活的精神，正是一个大诗人应有的表现，将豪斯曼（A.E.Housman）和叶芝作一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豪斯曼对生活的态度是逃避的，甚且否定的，他对人生的认识是狭窄的，片面的，他的风格比较蹇促，意象比较单纯，而节奏比较薄弱。豪斯曼第一卷诗集和第二卷诗集，在出版的日期上，竟相距二十六年之久，但两书在主题和形式上，实在找不到多少差异。叶芝对生活的态度，与他恰恰相反；叶芝的洋溢的生命力，使他的作品永远在寻求，永远在变，使三十岁的他和七十岁的他前后判若两人，而后者比前者对生活更为执着，更为热爱。这位“愤怒的老年”在一首短诗中说：

你以为真可怕：怎么情欲和愤怒

竟然为我的暮年殷勤起舞；

年轻时它们并不像这样磨人。

我还有什么能激发自己的歌声？

真的，叶芝不但老而能狂，抑且愈老愈狂，抑且狂得漂亮。然而叶芝是一个奇妙的结晶体，他不但能狂抑且能静，不但能热，抑且能冷，抑且能同时既狂且静，既热且冷。暮年的叶芝，确实能做到“冷眼观世，热心写诗”。唯其冷眼，所以能超然，能客观；唯其热心，所以能将他的时代变成有血有肉的个人经验。

由于叶芝的《心景》恒呈现这种“似反实正”（para-doxical）的相对观，他的诗乃予读者一种“戏剧的紧张性”（dra-matictension）。这里所说的戏剧的紧张性，不是指叙述的生动，而是指他的诗，在构思上，往往始于矛盾，而终于调和。虽然他在《丽达与天鹅》那一首诗中，叙述逼真而富动感，他的一般作品往往在象征的焦点上集中，而不在叙述的展现中着力。艾略特尝谓，好的抒情诗往往是戏剧性的。反过来说，仅仅止于抒情的抒情诗，往往不是伟大的诗，因为那样将失之平面化，而不够立体感。有矛盾与冲突等待解决的诗，常常富于立体感，因为矛盾必有两面，加上调和与综合后的一面，乃构成三度，成为一个三度空间。止于抒情的诗，往往是“一曲”之见，虽然写得长，思想和感受的空间不见得就相对地扩大。叶芝的诗，往往以矛盾的对立开始，而以矛盾的解决终篇。例如《航向拜占庭》便以旺盛的青年和衰朽的老年对立开始，而以艺术的不朽终篇。《自我与灵魂的对话》之中，矛盾存在于向往涅槃的灵魂与拥抱生活的自我，结果是自我的选择获胜。《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则因旧文化已崩溃而新文化蠢蠢欲生而形成一种等待的焦灼与悬宕，暗示的力量可以说发挥到极限了。《学童之间》因灵魂的美好与肉体的残败之间的悬殊而感叹，结论是“折磨肉体以迁就灵魂是不自然的”。《为吾女祈祷》的对照，则是谦逊与傲慢，秩序与混乱，仁与暴，德与容之间的选择。而对立得最鲜明，冲突得最尖锐，而统一得也最完整的一首，要推《狂简茵和主教的谈话》：

我在路上遇见那主教，

他和我有一次畅谈。

“看你的乳房平而陷，

看血管很快要枯干；

要住该住在天堂上，

莫住丑恶的猪栏。”

“美和丑都是近亲，

美也需要丑，”我叫，

“我的伴已散，但这种道理

坟和床都不能推倒，

悟出这道理要身体下贱，

同时要心灵孤高。

“女人能够孤高而强硬，

当她对爱情关切；

但爱情的殿堂建立在

排污泄秽的区域；

没有什么独一或完整，

如果它未经撕裂。”

这是叶芝最直率而大胆的短诗之一。它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当时叶芝已经六十七岁，而思想仍如此突出，语法仍如此遒劲，正视现实接受人生的态度仍如此坚定不移。最为奇妙的是：他竟然愈老愈正视现实，把握现实，而并不丧失鲜活的想象；在另一方面，他竟然愈老愈活用口语，但并不流于俗或白，也并不丧失驾驭宏美壮大的修辞体的能力。他的口语句法，矫健如龙，能迅疾地直攫思想之珠。他曾经强调说：写诗要思考如智士，但谈吐如俗人。这种综合的诗观，后来同样见之于弗罗斯特的创作。叶芝和弗罗斯特二老，都善于用一个回旋有力的长句组织一首独立的短诗，寥寥七八行，首尾呼应得异常紧密。那种一气呵成的气魄，有如我国一笔挥就而力贯全字的草书，说过瘾真是再过瘾不过了。叶芝晚年的短诗，如《长久缄口之后》等等，都是这样的一句一诗之作。后来，狄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某些作品，如《我阴郁的艺术》，似乎也受了叶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