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第2/8页）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广州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广州当地烂仔，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