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愚不能诗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杜甫画像》

杜甫的诗名,并不显著于他在世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二十四位诗家的二百三十四首诗,然而并没有收录杜诗。

杜甫的一大贡献,在于七律。七律这种体裁,兴起于齐梁时期,在初唐定型。在初唐,七律多被人们用来应制或酬唱,内容大率浅薄卑靡。像李白这些重要诗人,都不注重这一体裁。杜甫论诗,不薄齐梁,他专力写七律,尤其是在夔州时期的七律组诗,冠绝古今。可以这样说,七律后来能够取得与古风抗衡的地位,与杜甫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在杜甫去世之后,中唐诗人也并不重视七律。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律诗)非平生所尚。”元稹也说:“律体卑下,格力不扬。”元、白学杜,学的是乐府方面。中唐的另一名家韩愈,也并未专力写作律诗,而以古风见长。

到了晚唐,有一个天才诗人以杜甫为师法对象,那就是李商隐。李商隐学杜是全方位的,一方面,他正如近世学者潘伯鹰先生所说的,专取杜诗骨力沉雄的一面,而以秾丽华美的词汇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他以写古风的严肃态度去写七律,并且糅合了李贺的精髓,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迷离梦幻的无题诗。

宋初诗人尊尚李商隐,出现了“西昆体”,但西昆诸家学李商隐,并不像李商隐学杜,他们所做的,只是对李商隐的清词丽句进行生吞活剥,所成的作品未见骨力沉雄之格。这种行为不可能高明正大,是以宋初诗风相对萎靡。

在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革新下,宋代诗坛开始出现变化。但欧、梅的诗风,清扫华丽,力主清新平易,稍欠余味,与白居易庶几近之。在诗文方面,欧阳修尊崇的是韩愈,他并不喜欢杜诗。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关于《后山诗话》一书,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认为不是陈师道所作,但是细看此书关于诗的议论,每每切中肯綮,大异于那些自身不会作诗的诗话作者,作者自是深于诗道之人,未可轻易断言不是陈师道所作。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诗坛尚未有人专力学杜。一直到王安石出来,宋代诗坛才有了尊杜之风。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以及黄节的《诗学讲义》,都认为王安石是宋代学杜第一人。

这一首《杜甫画像》,其实就是王安石在陈述他自己对杜诗的认识,诗中“与元气侔”“壮颜毅色”“丑妍巨细千万殊”这些表述,就是王安石对杜诗的意见。关于杜诗,他曾经赞赏说“绪密思深”,诗人如何看待诗人,这些论述非常值得我们仔细推寻。

王安石早年的诗作,气很盛,意直白,颇欠余韵。到了生命的后期,其诗一扫这些缺点,变得深婉不迫。下面这一首《送邓监簿南归》,是他晚年诗作中的精品:

不见骊塘路,茫然四十春。

长为异乡客,每忆故时人。

水阅公三世,云浮我一身。

濠梁送归处,握手但悲辛。

此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其时王安石经历过两度罢相的宦海浮沉,退居金陵,不再过问政事。邓监簿是他的老友邓铸,自临川老家来金陵探望他,分别之后,他写下了这首五律。细看全诗,不难发现作者心中悲郁之情甚浓。离乡四十年,与老友的此番见面,已是垂暮之年,离别之后,不知何日能够再见——两人别后三年,王安石就去世了。“水阅公三世,云浮我一身。”这轻描淡写的十个字,真可谓是将王安石的每一项人生内容都包含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