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在重蹈楚国宫女的覆辙?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李商隐《梦泽》

谈起李商隐诗,我们马上想到的往往是他的七律,其中又以无题诗为甚。这也难怪,毕竟那些都是备受历代论者推崇的作品,我们想不记得都难。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若是能有一首作品传诵后世,就已经是很好的福报了,而李商隐却是有许多首诗被后人记取,这说明他不仅有福气,更有大才气。

不过,李商隐的七律虽然好,却不是他用力最多的体裁。现存下来的李商隐诗集里,总共有接近六百首诗,其中七律是一百一十七首,占的比例可谓不小,然而七绝的比例更大,有一百九十二首,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是诗集里数量最多的体裁,可见诗人的用心所在。

从水平上看,李商隐的七绝,如果不说比他的七律好,那么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叶燮在《原诗》里甚至这样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叶燮认为,李商隐的七绝古今第一。这个赞誉看似吓人,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刘咸炘先生在《学略》中说:“绝诗最难,而今人视为最易。”是的,各体诗中,以七绝最为难写,它只有二十八个字,很短,然而学诗之人多忌从七绝入手。陈沚斋先生在《历代七绝精华序》(收录于《沚斋丛稿》)一文中说:“七绝易学难精,古贤是叹。”这是因为,七绝容易上手,但很难写得精彩,如果刚学写诗就在七绝上用力,往往陷溺于浮浅之中而不得出。陈先生建议初学写诗者先写律诗和古风,待腹笥与阅历都丰了,再尝试写七绝。这个建议可谓金玉良言。

绝句分五绝和七绝。五绝以古体为正宗,今人熟悉的五绝,如孟浩然的《春晓》、柳宗元的《江雪》,押仄声韵,都属古体诗。而七绝则以近体为正宗,多使用律句、押平声韵,规矩比五绝绵密。但七绝比五绝难写好,不在于它受到的限制多。比如律诗的规矩比古风多,却比古风容易写,因为古风对学问的要求更高,作者若是积淀不足,往往难以驾驭。

七绝难于五绝,在于它对作者天分的要求高。五绝虽然字数比七绝少,但它以古体为正格,古体的佳境是“重剑无锋”,越朴拙越好,技巧多了反而显得卑弱。如柳宗元的《江雪》,全用实词织成,却兴味高远。

七言不如五言苍古,因此七绝必须精警,这就需要讲究运笔,如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商隐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都有关键的转笔,使全诗警拔起来。精警,就意味着你要在二十八个字的狭小天地里腾挪出新,这需要极高的天分。陈沚斋先生说:“传统诗歌诸体之中,余意以七言绝句为最尊。”因此可以这样说,七绝是最适合天才施展拳脚的诗体。

陈沚斋先生评说各体诗:“古诗可以学问阅历养之,律诗可以工力词采足之,而七绝则纯乎天籁,不容假借也。”的确,唐代以来有名的诗家,大多能写好律诗或古风,然而精擅七绝的诗人却不多。根据整体质量严格算起来,唐代能称得上七绝大家的,是王昌龄、李白和李商隐,宋代是王安石,清代则是龚自珍。可谓屈指可数。就连功力深厚的老杜,律诗与古风登峰造极,却不能兼擅七绝,可见此体之难。

李商隐就是精擅七绝的天才。

《梦泽》这首七绝,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其时李商隐从广西北返,路经洞庭湖,遂有此作。“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梦泽是地名,在洞庭湖一带,古属楚国;白茅是楚地常见的一种植物,春秋时期,楚国每年向周天子进贡茅,《左传》:“尔贡包茅不入。”有一次齐国伐楚,理由之一就是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贡茅。李商隐此诗首句,暗含兴亡之感。第二句的楚王,指的是春秋时期的楚灵王,这位国君喜欢腰细的女人,宫女为此经常节食,求得细腰以迎合楚王。后人因此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