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3/15页）

卡尔维诺既写短篇小说、诗歌，也创作剧本：“从16岁到20岁这几年，我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Pes 83]他在绘画、讽刺漫画和插画方面培养着自己的兴趣和才干。1940年春夏之交，卡尔维诺在乔瓦尼·古阿莱斯基主编的《贝托尔多》的《小篮筐》（Il Cestino）专栏中发表了部分作品，署名杰戈（Jago）。[Par 60]

1941—1942年

获得高中文凭后（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战争而暂停），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该系也是他的父亲曾经教授热带农业的地方。第一年他通过了四门考试，却完全没能融入这座大都市以及大学的氛围；另外，他与大学法西斯团体[83]内部的不安情绪也是格格不入。

卡尔维诺对电影很感兴趣，因此撰写了一些电影评论；1941年夏天，《热那亚日报》发表了他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是托托主演的《起飞的圣·乔瓦尼》。

1942年5月，他将一部手稿《疯子是我还是别人》（Pazzo io o pazzi gli altri）交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却没有被接受。这部手稿收录了他青年时期写下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1941年。他带着作品《人群的喜剧》（La commedia della gente）参加佛罗伦萨大学法西斯团体国家剧院举办的比赛。1942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评审委员会收录在大学法西斯团体的剧团优秀作品中。

卡尔维诺的人际交往也值得一提，尤其是与埃乌杰尼奥·斯卡法里[84]的友谊（他们还是高中同学），激发了他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兴趣，虽然仍显青涩，却十分活跃。“慢慢地，通过和尤金尼奥的书信往来，还有在夏天的交谈，我的反法西斯意识开始悄悄觉醒，在阅读中也找到了方向：你去读赫伊津哈，去读蒙塔莱[85]、维托里尼，还有比萨卡内：那些年的文学新作标志着我们接受的混乱的道德文学教育的各阶段。”[Par 60]

1943年

1月份，卡尔维诺转学到佛罗伦萨皇家大学农业与森林学院，并通过了三门考试。在佛罗伦萨学习的几个月中，卡尔维诺时常到维埃塞克斯图书馆自习。他的政治观点逐渐确定下来。7月25日，卡尔维诺在韦尔尼奥的梅卡塔莱战场（佛罗伦萨）得知了佩德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上任组建新政府（之后是对墨索里尼的罢免和逮捕）的消息。8月9日，卡尔维诺回到圣雷莫。9月8日，卡尔维诺拒绝加入萨罗共和国[86]的军队，并随后过了几个月躲躲藏藏的生活。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来说，那段时间虽然孤独，但他得以博览群书，对他立志成为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

得知年轻的共产党员费里切·卡斯乔内（Felice Cascione）医生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卡尔维诺请一位朋友介绍自己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之后，他和16岁的弟弟一起加入了以卡斯乔内命名的第二分队。卡斯乔内指挥了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抵抗运动，并且发起了“加里波第”进攻行动。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那个地区发生了游击队与纳粹之间最残酷的几场战斗，卡尔维诺两兄弟也身陷其中。而他的父母尽管长期被德国人监禁并押作人质，却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缘由。我感到有必要以‘头脑清零’的状态作为起点，因此我原本把自己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而共产主义者是最具活力和组织性的群体。”[Par 60]

游击战的经历对卡尔维诺的人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长。事实上，那些激励着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精神也将成为他的精神榜样：即是“一种果断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态度；一种混杂着武士的自豪又对此报以自嘲的情感；一方面感觉自己代表了法律权威，另一方面又对这一代表权威的地位予以自嘲；有时候脸上会显现出一点自得又残忍的神情，但往往又闪烁着宽宏，并且急切地出于任何理由表现出这种宽宏。这么多年来，我必须承认，这种曾鼓舞万千游击队员完成壮举的精神仍然存在，驱使我们在这个充满艰苦现实的世界中继续前进，这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姿态。”[Gad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