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第3/4页）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