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社会演变（第7/8页）

今再返观中国社会全部演变史而综合言之。儒、墨兴起，古代封建社会一变而成此下之四民社会，若为中国社会演变史中之第一大变，实则其变并不大。儒家如孔子，其心中固尚奉古代封建贵族为圭某，尧、舜、禹、汤、文、武为圣君，伊尹、周公为贤相，述而不作，未尝有近代吾国人所提揭推翻打倒任何革命之意味。即墨家墨子，亦抱同样态度。称道诗书，尊崇古人。惟孔子佩服周公，墨子则师法大禹，要之则同重人物。古人今人，同是一人。贵族平民，亦同是一人。为人必遵人道，守人格。在社会为一人，始能在政府为君相，为官僚。苟其君不行君道，则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政。太甲悔过，伊尹自桐宫迎回。成王既长，己知为君之道，周公亦归政。尧、舜有禅让，汤、武有革命，政府一切制度行为，惟以人道为依归。

孔、墨所倡，仍属人道。惟其道在下不在上。在上者得其道，斯政府可以领导社会。道而在下，则社会当起而领导政府。儒、墨之意在此。惟孔子论道主“仁”，墨子论道主“兼爱”尚义，所不同者属第二义，在方法上。其更高第一义，在原则上，则无不同。故孔、墨同若反贵族，而实非反贵族，所反在其人之无道。此下百家迭起，无不皆然。惟韩非主以上御下，以君制民，其道最狭，乃为后代中国人所弗信。故孔墨虽同对在上者有讥议，而同受当时在上者之尊崇。所谓游士社会，朝秦暮楚，所至有给养，受重视，绝非贵族平民间之阶级斗争，如近人所谓之推翻与打倒。而古代贵族、平民间显分阶级之封建社会，乃亦终于告终，消散于无形。

故封建社会与四民社会之间虽有变，而仍有一不变之大传统，此乃吾中国文化精神一贯相承之所在。今当统称之曰“人道社会”，亦即“人心社会”，或称“人本社会”，即是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修明此道以领导社会向前者，在先曰“圣君贤相”，在后则曰“士”。作之君，作之师。君在上，师在下。政府社会，自“道”论之，皆属一体。自秦以下，中国一统，为君为太子，亦必有师，亦必同为一士。而孔子遂为至圣先师，其在社会之地位，尤高出历代各朝君主之上。必明此，乃可觇中国社会之特征。

希腊有民族，有文化，有社会，但无国家，因亦无政府。各城市有民选议会，处分其各城市之公共事务，如斯而已。罗马有国家，有政府，乃操纵于军人集团。向外扩张，而成为一帝国。帝国统治下，可有各色不同之社会。如意大利、希腊、埃及、法兰西乃及其他地区，在同一政府统治下，但并非同一社会。帝国崩溃，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乃分由贵族武装堡垒及教会所统治，其情形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不同。中国封建，在社会之上有政府。西方封建，社会之上无政府。社会无一共遵共由之道，政府亦无一共守共由之道。道在教会，权在政府，与中国大不同。

及现代国家兴起，规模虽小，实承罗马传统来。而文艺复兴后之城市兴起，则承希腊传统来。故沿意大利半岛之地中海及北欧波罗的海诸城市，其成为国家转在后。西、葡海外寻金，风声所播，荷、比、英、法继起。罗马、希腊两传统，渐汇为一，于是遂有民主政府议会政治之建立。在内为民主，属希腊型。在外为帝国，属罗马型。于是西方现代国家，乃始建基于社会之上，似若走上了中国道路。但其社会乃是一工商社会，进而变成资本主义之社会。与中国人道人心人本社会之本质，仍有其大不同处。

中国社会非无工商业，非无城市，其事远在战国时已然。惟与希腊不同。希腊有城市工商业，有社会文化，而不能有国家。中国先秦则两者兼有。逮汉、唐一统，其国家与政府，又与罗马不同。罗马由军人政府扩展向外而成为帝国。汉、唐政府乃由全国社会之向心凝结而成，虽曰大一统，而非向外征服，故不得目之曰帝国。汉起丰沛，唐起太原，立国中心，则并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