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第3/4页）

《史·高煦传》末，但云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其死状《史》不载。《纪事本末》及《史窃》等书皆载勾上踣地，为铜缸所覆，燃炭镕铜而死之。《史》以为煦自应处死，不足致详。当时刑人之法，本不尽由正轨，官吏之处豪恶，往往立毙以立威取快，世亦无非之者，则此事固无足异也。

亲征之举，惟平此种内乱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属至亲，同时将帅多共在行间，既情熟，又慑于帝子之积威，倘少主畏葸深宫，在外互相煽诱，偏裨亦心力不齐，难使用命，无论大将或有二心矣。赫然亲行，人心大震，临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军实亦万非一隅之比，逆势瓦解，束手就缚，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余年间事耳，建文初，齐、黄诸公有此识力，何至成靖难之祸？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也者，骨肉相残，固亦逆取之报矣。

仁、宣两朝之善政，无重于作养循良，与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复弃，隳成祖已成之功，论者有两说：蹇义、夏原吉主不弃，喜边功者和之；杨士奇、杨荣主决弃，喜安静者称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为成祖以来，皆爱用宦官，以扰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内地良吏长养之利，而任一太监马骐，括取财物，以失民心，诬蔑长官，使贤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时之弃安南，不过完成其事实耳。永乐中已弃之，洪熙时又重弃之，故不必执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纵容宦寺，即知弃不弃无可争论。其地愈远，朝廷愈欲用阉人为耳目，不弃亦徙损将士，糜国努，疲中国以召祸而已。

《安南传》：“永乐十四年，张辅召还，明年，命丰城侯李彬代镇。交人故好乱，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陆那阮贞、顺州黎核、潘强与土官数州县一时并反，人名地名详《传》原文。彬皆遣将讨灭之，而反者不止，又蜂起十余处，人名地名详原文。俄乐巡检黎利即在其中。署官爵，杀长吏，称王，称太师平章，有称年号者，详原文。皆以不堪马骐虐而反。十八年，命荣昌伯为左参将助剿，降敕责彬，彬皇恐剿贼悉破，惟黎利不能得。”安南之不可收拾盖由此。成祖能督责军帅，而不能知祸由中人，军帅亦惟皇恐追剿，而不敢言中人之召祸。以安南为新服之地，抚循之使同化，犹惧不易，乃以贪其珍宝而使往采办，所使又为外廷不敢指摘之中人。《纪事本末》言：“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事，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骐墨而残，交人苦之。”是采办亦即为监事。太监之为镇守，前此犹不为久任，久任之镇守，盖自马骐始矣。《明通鉴》、《明纪》皆书马骐出镇在永乐八年，则以是年敕中官王安等，监都督谭青军，牵连及骐，非确。成祖以无人敢言内官而终其世不知骐恶。仁宗方为太子，耳目较易清明，当永乐间，黄福以尚书兼安南布按二使，深得安南人心。马骐怙宠虐民，福数裁抑之，骐诬福有异志，帝察其妄不问。夫既察其妄矣，不问福，即当问骐，均以不问了之，则中官虽妄亦无罪也。仁宗既即位，召骐还，亦召福还，而交人无所倚以自安，黎利遂不可制。当此反侧方亟，而必易此贤长官，谓非仍惑于马骐之诬，不能解其故矣。骐还未几，于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又矫旨下内阁书敕，复往交趾办金珠，内阁复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骐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纪事本末》记此，《明通鉴》因之。以荼毒军民而召还不问，已可异，矫旨下内阁书敕，帝自言无此事而又不问，则明一代之阉祸，不必末代之暗君乐成之，仁宣英主，其爱阉纵阉，早出于情理之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