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4/20页）

董仲舒规划的美好蓝图，把周朝的公卿大夫士爵、公侯伯子男爵，跟汉朝的现行官阶禄秩糅在一起了。他的高谈阔论，汉初君臣可能觉得虚无缥缈、不屑一顾。然而他把现行秩级与周爵糅在一块儿的意思，后来居然就被王莽兑现了。

除了用以指称官爵层次和指称特定职位之外，级别或位阶意义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在新莽变法时出现了：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各有差品(30)。

这做法，把秩级整体地转换为周爵，卿、大夫、士爵，与秩级完全合一了。可见古礼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有时还真不可低估。在董仲舒的规划中，天子元士被比定为八百石，这是很高的，高于当时朝廷以六百石官为大夫的做法。西汉后期八百石秩被并入了六百石秩，王莽复古时便以六百石秩为元士。董氏还为公侯、伯、子男安排有“三卿”，而新莽诸县恰好也有“三卿”，是否也与董氏的规划有些关系呢。

疏勒河汉简中有名唤作王参的，简文记其官儿是“有秩候长”，同时“秩庶士”(31)。“有秩”通指百石之官，而依新莽制度，百石之官的爵级正是“庶士”(32)。今见新莽玺印之中，还有若干称“大夫”的、称“士”的，例如“尚书大夫章”、“纳言右命士中”（“中”为人名）、“奋武中士印”、“偏将军中士印”等。其中“尚书大夫”可能是官名，后三例中的命士、中士，则分别为纳言、奋武、偏将军的属官(33)。命士、中士，分别表示他们是五百石吏员、四百石吏员。那么这种改革在形式上复了古，实际却不过是以爵名代秩名。王莽很多措施都是如此，其所追求的形式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然而比附周爵还不是全没有实用意义。“车服黻冕，各有差品”八字提示人们，周爵爵称的使用与礼遇相关，例如“车服黻冕”。随西汉儒学复苏，众多的儒生们尝试用古礼去影响、甚至改造现实官制。王朝的“制礼作乐”工作当然包括等级礼制了，而儒家礼书中的等级礼制，是以公侯伯子男及公卿大夫士为尺度的。所以在复古定礼制时，得先把现行秩级转换为周朝爵级，再到礼书中查找这个爵级的相应礼遇。这时候的周爵，就成了把现行秩级与古礼等级联系起来的中介了。如果说，此前汉王朝使用的公、卿、大夫、士概念主要是一种“借用”，即借以指称二十等爵和官秩的不同层次，那么随帝国礼制由粗趋密，这些概念开始具有新的意义了，即礼制意义。就“品秩诸要素”而言，周爵在配置“礼遇”这个要素上，开始发挥较大功能了。

首先看一个贽见礼的例子。《续汉书·礼仪志中》：“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查《周礼·夏官·射人》：“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雁”；《仪礼·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以雁，……上大夫相见以羔。”两相比照，则东汉中二千石、二千石用卿、上大夫之礼，千石、六百石用大夫礼，四百石以下用士礼。经书上的等级礼遇，就如此这般地转移到秩级上来了。

当然在比附古礼时，也必须根据现行等级和政治需要加以调整。例如先秦大夫以上都可以服冕，但汉朝皇帝不想让太多官僚分享冕服的荣华，只准公侯、九卿服冕。不过博士是一个例外。东汉安帝建光年间（121年）尚书陈忠有言：“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令，令服大夫之冕”(34)。博士秩比六百石，顶多只能算是“下大夫”。陈忠说皇帝让博士服冕，遵循的是周朝“大夫服冕”的古礼；其实东汉冕制，只有王侯及三公九卿才能服冕，连比拟“上大夫”的二千石官都不能服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