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的赶超：大清王朝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和伽利略（第3/30页）

那些上流社会的后代们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争夺财富与权力，这些人对传统的不屑一顾使得保守主义者们非常恐惧。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警示说：“人们逐渐穿戴起了奇异的服装与帽子。”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甚至有书香之家开始经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颇受尊敬的家族“也疯狂追逐起了财富与显耀……他们以控告别人为乐，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诉讼案件施压，以至于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们追逐奢侈与精细巧妙的款式，以至于无法分辨尊卑贵贱”。

中国的文官制度成了一个爆发点。士族阶层不断扩张，但是行政职务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随着科举中榜的门槛越来越高，富人们发现谋生求财之道远比读书科举重要。一位县级官员曾经这样抱怨道：“寒窗苦读之士欲（在科举考场）得一方席位，却因穷困潦倒，被官员们当做难民一样拒之门外。”

即使对于社会阶层最顶端的皇帝们来说，也是艰难之世。理论上来说，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统治者大有益处——更多的人上交赋税，更多的士兵可以征募——但是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被逼到无以为继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可能就会起来反抗，而积怨已久、难以驾驭的显贵们经常会和这些农民达成一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特殊传统，失败的官员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会以叛乱者的身份重新出现。）

这些问题自从王权出现就一直存在，几乎和王权一样古老，而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们也选择以老办法来应对，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日本可能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权威在15世纪彻底崩溃，村庄、寺庙，甚至单个城市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雇佣暴徒来保卫自己的政权或者抢夺相邻地方。[1]到16世纪，人口的增长引发了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在众多的小领主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领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产的枪支被运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远渡重洋而来要早一个世纪），而到16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手工业者们已经可以制造出高级的滑膛枪，帮助大领主们扩张。1582年，一位叫作丰臣秀吉的首领统一了几乎整个日本群岛，成为幕府将军。

丰臣秀吉成功说服了他争论不休的同胞们将他们的武器统一上交，并承诺将会把这些武器熔铸成钉子与螺丝，以此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几乎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两倍。他解释说，这“不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于身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不为丰臣秀吉的话所动，在他看来，丰臣秀吉“诡诈狡猾难以想象”，“竟然以宗教献身为借口来剥夺人们的武装”。）

不管丰臣秀吉的意图是什么，解除民众的武装确实是迈向中央集权政府的一大进步，极大地减轻了清点人口、测量土地、征收赋税与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丰臣秀吉表示军事扩张是解决他所有难题的办法，并决定入侵中国。5年后他的军队——可能有25万之众，全部武装有最新的滑膛枪——在朝鲜登陆，并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碍。

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华帝国：历任统治者们在扩张的优缺点上意见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一样，试图全面整顿帝国摇摇欲坠的财政，并对外扩张。他们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试图厘清每人应缴什么样的税，将复杂的徭役和田赋改为简单的银两赋税。但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却并不赞成。他们指出，数百年的传统显示理想的君主应该安静地（而且要不那么奢侈地）坐在权力的中央，作为道德的典范来引领民众。理想的君主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当然也不会从地主绅士阶层抽取赋税，获得钱财，因为这些正是官僚们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与税务登记是丰臣秀吉的骄傲所在，在这里却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长江流域的某个县城在1492年上报的人口数量和8年前调查的一样，又会怎样呢？学者们坚持说，不管它有没有对人口进行普查，这样的王朝可以延续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