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度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第5/6页）

第三种解释是心理方面的。当然，怀疑论者能够毫无困难地证明，持续的斋戒、不眠、故意克制呼吸等，也能够产生异常的身体感受。当人们迫切地准备把这种体验解释为面临某些神圣的、最终的现实时，这种体验就取得了压倒情感和个性的重要性。

但是对任何具有神秘幻觉体验的人来说，这些解释纯粹是无稽之谈。共同拥有这种记忆并希望更新精神变化的发起者都知道这种体验的效力。证明是不必要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怀疑是不可理喻的——或者说，成千上万神秘主义者的言行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一切。

《奥义书》主张无神论的禁欲主义，所以婆罗门经典要求的烦琐宗教仪式自然遭到反对。但是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发现了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理想的简便方法。在他们经历了年轻时尊敬祭司、遵守宗教仪式指令、供养家庭之后，他们认为，《奥义书》提出的方法适合人生的目的。用这种方法，《奥义书》的教义被吸收进婆罗门教，作为普通人宗教仪式的承办者，因冒充权威而遭到《奥义书》教义直接抨击的婆罗门教祭司竟然从容地幸存下来了。

《吠陀》经典与《奥义书》宗教传统的融合标志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教也是世界大型宗教体系之一。大量宗教实践和信仰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印度教的一部分；为了应付祭司的仪式需要和神秘主义的理想，整个体系继续演变。印度教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是与其他更系统的宗教的接触。

耆那教和佛教

大约公元前500年，佛教和耆那教的兴起给印度教带来了第一次外部挑战。这两种宗教都有历史创立者，他们可能都生活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虽然确切的时间都不得而知。耆那教由筏驮摩那创立或再创立，佛教围绕富有领袖魅力的乔达摩王子而兴起。这两种宗教有很多共同性。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使《奥义书》抽象表达的观念大众化了。筏驮摩那和佛祖乔达摩都使个人达到涅槃，摆脱了作为宗教修行最高目标的轮回。但是这两种宗教的一些具体的重要教义有差别，耆那教从来没有像佛教那样流行。它一直是精英的信仰，要求严格禁欲，甚至达到饿死的程度，它的创立者就是如此。

相反，佛教是围绕一个中等政权而创立的。乔达摩年轻时力行禁欲，但是他发现，残酷自虐身体并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他转而推荐一种介于平常的自我放纵与实行严格禁欲之间的适中方法。他本人及其众多信徒把时间分为沉思、宗教讨论和乞讨几个部分。在雨季，乔达摩喜欢带着一群信徒静坐一处。在旱季，他则云游四方，靠施舍维生。通过消灭自我而摆脱痛苦是佛祖的终极目的。但是，这个目的——涅槃——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佛祖敦促他的信徒通过追求“八正道”而培养内心的圣洁，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及最重要的正定。佛祖乔达摩从未明确说明如何翻译“正”这个词在这些短语中的意思。他的信徒企图仿效他的生活，无论何时遇到什么问题，都遵守他制定的规则。

因此，乔达摩生前就拥有一批信徒，他们对乔达摩描述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即使在他去世（公元前483年）后，他们仍然生活在遵守他的规则的僧团内，尊奉乔达摩王子为神圣的佛祖。英语作家一般称这种僧团为“修道院”。事实上后来的基督教修道院与它们非常相像，因为许多佛教僧团很快便拥有了虔诚的俗人捐赠的房舍和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那些俗人觉得求解脱的路上需要圣洁者的帮助。

最初作为师徒共同生活的临时团体就以这种方式最终变成了永久性团体，而且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可以肯定，佛祖的教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变化，但是佛教僧团制度的延续仍然没有被打破。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情感和行为都受到这些团体及其宣扬和代表的宗教理想的影响。尽管佛教的诞生地后来抨击佛教的虔诚形式，但是印度对周边民族的主要影响都是通过佛教传道僧侣而产生的，正是这些传道高僧把佛教教义和行为方式传播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