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14/23页）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千里追《遗诏》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出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

这件事虽然以嘉庆认可“雍和宫说”而结束，但是总透着奇怪。先说乾隆，按说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会去大肆宣扬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实而已。可乾隆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生怕别人搞错。而嘉庆呢，一开始却是对“雍和宫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认定乾隆是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而且也是有诗为证——嘉庆自己写的诗。

乾隆在登基满60年的时候“退休”，把皇位让给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嘉庆刚登基的前两年，“太上皇”两次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都陪着去了，并且写诗祝寿。这两首诗后面的注解里都记录了同一个信息——嘉庆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庄，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帝让大臣们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经对“避暑山庄说”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后来发现“皇父”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才不得不“改口”。不过，就仿佛一个人一直在努力严守一个秘密，却在最后的时刻说漏了嘴似的，嘉庆在弥留之际终于没坚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