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第2/6页）

社会一旦改变自己的基础结构，是不会大张旗鼓地公之于众的。至少1890年的德国不是这样。在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后，俾斯麦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无情地解雇了。这不仅仅象征着代际的变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革大潮中。审视德国的投资、就业人口和社会生产价值发现，工业产值已经超越农业，规模小却飞速扩张的服务业——银行、保险、教育、公共服务等正迎头赶上。

俾斯麦的继任者——列奥·冯·卡普里维首相曾任海军大臣。他像俾斯麦一样，也深知想要将德国的安全体系维持下去，前提便是永远别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尊崇英国为实现欧洲大陆均势的首要列强。因此，他上台后除了不再续订德俄《再保险条约》，还奉行自己笃信的戒律“少占点非洲，多一点安全”。他用英国垂涎已久的东非沿岸的桑给巴尔岛换回了易北河口湾正中间的黑尔戈兰岛——这块红色礁岩对德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此举却遭到德国右翼殖民主义党派的猛烈攻击。“泛德意志同盟”因此应运而生，一举成为德国最偏激的民族主义，很快便获得财团和媒体的支持。

卡普里维致力改善社会公平，尝试建立容克地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保守联盟。他与俄国达成贸易妥协的协议，这是俾斯麦向来反对并拒绝考虑的；此举导致公众——尤其是东部的容克地主阶级失去了对俄国残留的最后一丝同情心。对于由将军当上首相的卡普里维而言，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因为不管是从安全上看还是从贸易出发，向俄国及其他国家开放德国市场有利于德国工业品打开迄今尚未向德国开放的国外市场。他在帝国议会介绍这份对俄条约草案时指出：“我们不得不出口。我们要么出口劳动力，要么出口产品。我们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长，如果工业不能一同增长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卡普里维非常清楚，德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收支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出超的盈利状态。他还清楚，鉴于德国所处的复杂地缘格局，国内的分歧是不能再扩大的。在抛弃《反社会党人法》后，帝国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贸易联合会纳入政府领导下，邀请工会代表列席劳资法庭，完善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自治机制，这些都有利于团结德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治理方略上，卡普里维无疑在按俾斯麦的步伐走，因为俾斯麦深知，德国外部身处欧洲不太平的格局里，只能通过加快福利制国家的建设来维护自己内部的太平。

不过，这位军人首相的各种努力并不受保守主义党团、民族主义组织和皇室的欢迎。容克地主阶级创立了“帝国地主联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0多万会员的组织。他们公然宣称要效仿社会民主党人的煽动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诉说他们的痛苦，让卡普里维滚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协，催促卡普里维下野，并立即着手修改关税。在工业界的一片抗议声中，关税最终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里维短暂的执政（1890—1894）努力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安抚进国家政治轨道下，控制德国出口工业的扩张步伐，用妥协与缓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麦的合纵连横策略。这些努力无疑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究竟工业化德国会成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中坚力量还是威胁。

从经济和工业上看，属于德国自己的20世纪的步伐——第二次工业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迈开了。随着电力为人类提供了清洁、廉价的能源，新一波工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19世纪90年代。电力不仅改变了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因为有了地上电车和地下铁路，城市面貌、人们白天与黑夜的生活习惯也得以改变。由原普鲁士信号兵的一名上尉创立的西门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于电报业的家族式企业，在与德意志银行进行紧密联合后，迅速成长为一家影响世界的公司。电报通信技术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西门子正是陆基与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的龙头，也正是它将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战略决策与政治谋划中。随后，西门子致力于为电气工业提供设备。埃米尔·拉特瑙创立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初只是爱迪生专利的特许经营商，致力于研制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新电器——洗衣机、电炉、电壶、电冰箱、电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请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风格与前代迥异的厂房。贝伦斯的规划简洁、实用，与前工业时代毫不相干，只用于安置新型生产设备。正是这些设备替代了数百万家庭的劳作，大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