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与神方教驻景 关于避孕与堕胎的历史漫谈（第3/4页）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封以县君，欲幸之。恶其有娠，饮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堕其胎，辟懒乞哀欲全性命……海陵不顾，竟堕其胎。

这里说麝香水可以堕胎。这位金朝皇帝亲自“揉拉其腹”来实施堕胎，也可算堕胎史上罕见的事例了。

安全期避孕法和一个两千年的谬误

古代中国人也知道“安全期避孕法”——此法同样是今天仍在使用的避孕方法之一，尽管安全系数很低。比如在元朝人孔齐所撰的笔记《至正直记》中，就记载着这样的避孕法，其“堕胎当谨”条云：

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亦自有术，盖以日计之也。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安全期避孕法”。想法是完全对的，但是“安全期”究竟是月经周期中的哪几天，古代中国人却一直没有搞清楚——医学家和房中家都将一个谬误的观念坚持了几乎两千年。

几乎所有传世的中国房中术著作中，都有“求子”、“种子”之类的专门章节。这方面的内容在各种中医书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爱技巧的医书）中也经常可见。多子方术在房中术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面的细节略见一斑：在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三十节内容，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二十一”，超出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适宜受孕的日期以及这些日期与胎儿性别的关系。但这恰恰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大谬误——对于将子嗣看得极端重要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犯这样长久的大谬误，实在是惊人的讽刺。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中就有：

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口，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的三五日内才能受孕，是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学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面是《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

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了。

明末顾炎武五十九岁尚无子嗣，他晚年纳妾求子而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最后顾炎武十分后悔，乃立侄为嗣，将妾嫁掉了事。

反对避孕与堕胎的文化传统

关于避孕和堕胎的历史，若谈技术手段，自然主要着眼于如何让避孕与堕胎措施有效；而谈思想观念，则主要就是对避孕与堕胎的反对与谴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