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9/19页）

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