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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些论述主要是适用于世界的“已开发”部分，也就是适用于可以在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其工业经济的国家，而非地球的其余地方；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体而言，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它们都得依赖“已开发”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或许是别无选择，因为殖民强权已决定它们的经济未来，帝国经济已将它们转化为香蕉或咖啡共和国。要不就是它们往往对其他的发展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作为由母国所构成的世界经济的农产品专业生产者，也自有好处。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国家经济”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开发”世界不只是许多“国家经济”的总和。工业化和不景气已把它们转化成一群敌对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获益似乎就会威胁到其他各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是商号之间彼此竞争，国家之间也互较高下。因此当新闻界揭露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之后，例如威廉斯（E. E. Williams）的《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 ，1896年）或弗雷德·麦肯齐（Fred Mackenzie）的《美国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 ，1902年），[13] 英国的读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当年在面对外国技术已超越他们的（正确）警告时，是多么镇静。保护主义已表现出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

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保护主义是要将每一个民族国家用一组政治防御工事环绕起来，以抵御外国入侵，而过分普遍的保护主义，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是有妨碍的。这一点即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得到充分证明。然而，在1880—1914年间，保护主义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尔的例外，也不具阻碍性；再者，如前所述，它只限于商品贸易，而未影响到劳力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流动。就整体而言，农业保护主义在法国奏效，在意大利失败（意大利的回应是农民大量迁移），在德国则庇护了大农户。[14] 而工业保护主义则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因为它鼓励各国工业以其国内市场为目标，而这也带动了各国工业的迅速增长。根据统计数字，在1880—1914年间，生产和商业的全球性增长无疑比在实行自由贸易的那几十年高出许多。[15] 1914年时，在都市化或“已开发”的世界中，工业生产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匀。1870年时，4个主要工业国囊括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们却只生产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72%，不过这个生产额是1870年的5倍。[16] 保护主义对这种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待商榷，然而，它不会造成发展的严重停滞却似乎是相当清楚的。

可是，如果说保护主义是发愁的生产业者对这场不景气本能的政治反应，它却不是资本主义对其困难最重要的经济回应。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回应乃是经济集中和经营合理化，套用美国的术语来说，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学管理”——此时，美式术语已开始决定全球风尚。托拉斯和科学管理的目的都在于增加利润，在竞争和物价下跌的冲击下，当时的利润已饱受压缩。

经济集中不应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诚然，招致公众谴责的戏剧化资本集中的确是属于这一种，它通常是由厂商间的合并或市场控制的安排所造成，而根据自由企业的理论，这些厂商应该要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互相残杀才对。这便是美式的托拉斯，以及甚为德国政府喜爱的“辛迪加”（syndicate）或“卡特尔”（cartel）——主要在重工业方面。“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1893年）控制了当地90%左右的煤产量；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这两者当然是垄断性企业。而占了美国钢产量63%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的“十亿元托拉斯”，实际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大萧条”期间，远离自由竞争、向合并独立企业发展的趋势已经异常明显，[17] 并且在全球繁荣的新时代还会继续下去。在重工业中，在迅速成长的军备工业这样密切依靠政府订单的工业中（参见第十三章），在石油和电气这类革命性的新能源工业中，在交通，以及在某些像肥皂和烟草这类日用必需品的制造业中，垄断或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厂商控制市场的趋势，是无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