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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末的人们回顾以往，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八九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两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邓迪（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米德尔斯伯勒（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德尼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们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越来越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数百人到数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佣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9] 然而这些人却越来越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已经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且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10] 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叫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的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借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11] 简而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人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它们的领袖因增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做的全国人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迟早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颂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