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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和中间阶层紧密联系，这种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人一事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民，很容易产生吸引力，尤其（再重复讲一次）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流行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在4 00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的法国，它的效力最强大；在6 500万人口中有50万犹太人的德国，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犹太人占人口15%的维也纳亦然。（犹太人占布达佩斯人口的1/4，可是反犹太主义在布达佩斯却不构成政治因素。）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美好时代”典型资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个戴高顶丝质礼帽和抽雪茄烟的胖男人，而且还有个犹太鼻子，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绝给予农民和小工匠信贷的角色。

因而，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倍倍尔觉得反犹太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可是，当19世纪末政治反犹太主义兴起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犹太人等于资本家”这个公式（在东欧和中欧许多地方，这个等式并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有系统地对抗其支持者的潜在或公开的仇外心态，以致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深刻厌恶，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显得较从前更为可耻。它标示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大国中的明显右倾，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古老群众组织（许多体操协会），由承继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作风，转为具有侵略性、军国主义和反犹太姿态。此时，爱国精神的旗帜已成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们，虽然在有的地方爱国精神和法国的三色旗一样，认同于革命和人民奋斗的目标。于是，左派人士认为炫耀国名和国旗，可能会有被极右派污染的危险。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国左翼才重新充分运用激进派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之所以转移到政治右翼，不仅是因为它以前的思想伙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陷于一片混乱，也是因为以往显然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不再有效。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许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为止，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事实上，欧洲地图虽因两个主要的新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创建，和巴尔干半岛上若干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改观，可是却没有发生战争或对国家间的国家体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坏。在大萧条以前，像全球自由贸易之类的事物，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或许对英国好处最多）。可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样的宣称听起来已不再真实。而当全球性的冲突再一次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虽然尚未成为迫切的可能时，那种认为其他国家简直就是威胁者或牺牲者的民族（国家）主义，便因之得势。

在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政治右派运动，一方面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事实上，最初以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一词自称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战败刺激而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之后的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和保罗·德罗列德（Pau l D erou lè de），以及1896年意大利羞耻地败于埃塞俄比亚之手以后的恩里科·柯拉蒂尼（Enrico Corradini，1865—1931）。他们所创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使普通词典上出现了“民族主义”一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反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对议会政治）。[19] 在法国，这种运动一直只是聊备一格，比方说，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实际的君主主义和出言不逊的无趣言谈之中。意大利的这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建立在沙文主义、仇外以及对于扩张国土、征服甚至战争行动的日渐理想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