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第7/9页）

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一个受到广大爱尔兰劳工大众经济支持的运动（这些劳工大众因贫穷所逼、因仇恨英国而跑到美国），不应低估它的独特之处和历史意义，须知这个运动的成员均来自移居美国和英格兰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工人——以及来自爱尔兰历史十分悠久的“农村恐怖主义”（agrarian terrorism）大本营里的年轻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个运动的骨干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成长起来的，此外还有具革命性的下层城市白领工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起义暴动。这个运动预见到20世纪低开发国家革命式的民族运动而抢了先机。这个运动缺少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作为核心，有的或许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它使得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个世纪演变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爱尔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组织了，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他们也是社会革命者）只是将土地联盟（Land League）里关于群众民族主义与农村群众不满两者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搞得明确无误而已，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甚至这点也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才做到的。芬尼亚主义是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它只想通过革命手段赶走英格兰，为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独立，希望如此可一举解决所有的贫穷、剥削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但其效果不佳，因为尽管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有自我克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们组织的暴动（1867年）和侵略（例如从美国入侵加拿大）明显成效不佳。他们偏好突击，像通常那样一下取得了轰动的效应，但也只是一时宣传而已，有时只是喧嚣一阵儿。他们创建了一股为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独立的力量，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其他计划，于是只得把爱尔兰的未来拱手让给一个小农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温和派、有钱的农场主和小城市里的商人，这些人接收了芬尼亚勇士团长期奋斗的成果。

虽然爱尔兰的问题很独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支群众力量，至少在白人国家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这个说法虽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只能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从传统上看，革命本身历来就是非常民族性的事（例如法国），而且新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意识形态家本身也都深深卷入民族问题之中（1848年几乎各国皆是如此）。从实际运作的层面来看，替代“民族”政治意识的，不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是次政治（sub-political）意识。次政治意识涉及的范围比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范围要小得多，甚或完全无涉。曾在民族忠贞和超民族忠贞（例如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左派人士几乎没有。左派的“国际主义”在运作层面上，意味着支持为同一事业进行斗争的其他民族，与他们团结一致，如果本身是政治难民，就准备就地参加斗争，不论身处何方。这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也不抵触，就像加里波第、巴黎公社的克吕瑟雷（Cluseret，他曾在美国协助芬尼亚勇士团）以及数不清的波兰战士所表现的那样。

这也可能意味着拒绝接受政府及其他人提出的“民族利益”，然而，在1870年抗议“手足相残”的普法战争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巴黎公社从雅各宾爱国主义那里获得的支持不亚于社会解放口号；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bel）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1848年配合激进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对抗普鲁士式的民族计划中，获得许多支持。德国工人愤恨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反动派，而他们对反动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反动派将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当工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做个好日耳曼人的权利。当然，政治意识若不经过某种民族式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作为国际事实而存在的仅仅是个概念。现实中它是不同民族国家或不同种族语言群体的聚合体：英国、法国或多民族的德国、匈牙利或斯拉夫。只要“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识上与已经建立组织、统治民间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相吻合，那么国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