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11/15页）

于是，评论家、推广家和思想家，都从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从一切被“现代化”吸引的当地精英所在地被发掘出来。过去，在本国以外曾享有而且依然享有名望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其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他们多半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在这方面，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处于落后地位）。而今，高水准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大量出现在东欧，尤其是俄国，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学术”地图的最大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不可能无视一批杰出的北美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吉布斯（Willard Gibbs，1839—1903）。但是，不能否认，到了1875年，出自喀山和基辅各大学的著作，比出自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著作更为引人注目。

但是，地理分布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逐渐主导学术界的事实，即德国人的主宰地位，为他们撑腰的有大量使用德语的大学（其中包括瑞士、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多数大学），还有德国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东南欧的强大吸引力。除了在拉丁世界和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已被普遍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被拉丁世界和英国所接受。德国的主宰地位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在这个时期，新创刊的德语科学期刊，超过了法语和英语同类期刊的总和。德国人除了在化学，大概还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外，他们在品质方面似乎并未取得明显的超高成就。因为（与19世纪早期不同），这个时期并没有一种德国特有的自然哲学。与此同时，大概由于民族主义的驱使，法国人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除了少数声誉颇高的科学家之外，法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不过，法国的数学不在此列）。德国人并不固守自己的风格。德国人自己的风格在后来的20世纪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科学进入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之前，德国风格并未独领风骚，理论化和系统化非常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尽管原因不明。无论如何，基础相当薄弱的英国自然科学，陆续产生出汤普森和达尔文这样名闻遐迩的大科学家。英国科学被公认为是得益于由专家、外行的市民乃至手工艺工人所组成的公众论坛。

除了学术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之外，德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未拥有上述那种主导地位。回顾以往，重要的经济学分析著作虽然产生于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但此后英国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却名列前茅。（哈布斯堡王朝在某种意义上是德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在智力发展史上走的却是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不值一提的社会学最初与法国和英国密不可分，接着则在拉丁世界继续发展。在人类学方面，由于英国人遍布全球，因而在这个领域里占了不少便宜。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桥梁的“进化论”，它的重心在英国。事实是，社会科学反映了古典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预想和问题，德国不存在这些东西，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纳入俾斯麦的贵族和官僚框架中了。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是在英国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的具体分析框架出自非德国的经济学，其著作的事实基础来自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虽属“古典”，但当时已不再遭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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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把科学看作进步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虽小，却在日益扩大，这点无须专门讨论，因为历史已经清晰地揭示了它的整体特性。

与世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一时期的宗教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现在也不值得去深入探讨。然而，它还是应得到某些关注。不仅因为宗教依然是世界上占压倒多数的人进行思考时使用的共同语言，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尽管日趋世俗化，却显然为它的勇气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焦虑。到了19世纪中期，让大众不信上帝已非难事，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因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但已经动摇了《圣经》中许多可以查证的说法，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赖尔（Lyell，1797—1875）和达尔文既然是正确的，那么《圣经·创世记》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完全错误的；在理论上反对达尔文和赖尔的人，显然已被击败。上层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至少在上流人士中是如此。中产阶级的无神论也已不再新鲜，并因其在政治和反对教会斗争中的作用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富有战斗力。已与革命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工人阶级，其自由思想呈现出特定的形态，因为旧革命思想衰败了，只留下不太直接的政治方面，因为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革命已占领了阵地。英国的“世俗化”运动直接发端于以往激烈的劳动阶级运动、人民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运动，但是，现在已成为一支独立力量，对于反对浓重宗教氛围的男男女女特别具有吸引力。上帝不但丢掉了饭碗，而且遭到了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