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第2/2页）

新威权主义的意义就是，威权统治者能够以开明、积极和有效的政策推动包括民主在内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简单的集合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威权体制有条件存在的地方，新威权主义才有实施的可能。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不一定有新威权主义；没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肯定不会有新威权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威权主义在国内的形象代理人。我们不难看出他所依赖的传统规范。其一，大英帝国留下的法统和管理体制，李光耀本人只做了极少的修改。其二，美国的冷战政策和远东国际体系。李光耀本人的政策像早期凯末尔一样危险，他的失败比他的成功更多地造福于新加坡国民。新加坡独立前后的纠纷清楚地告诉我们，李光耀渴望在统一的马来西亚大显身手而不甘心局限在区区小岛上。在族群混杂的冷战前线推行这种政策，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结果：马来半岛沦为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战场，美国扶植伊斯兰势力反扑。南洋华人迅速效仿西贡和金边的华人，投奔茫茫怒海。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中弹不死，似乎应该更多地羡慕他父母所赋予的强健体质，而不要急于向自己的脑袋多开几枪。

秦政结束了中国具备威权主义条件的时代，有机共同体随着项羽和田横的复国主义运动而毁灭。蒙、满多元帝国为中原的花花江山抛弃了塑造有机共同体的机会，而他们自己并非没有察觉。蒙古贵族曾经宁愿满足于抢劫杀戮后撤回草原，皇太极政权却宁愿用胜利换取比澶渊之盟更为悲屈的和平条件，然而，他们最终无法抗拒吏治国家的致命诱惑。吏治国家是无根游士为无根游士的利益设计的政体，符合无限权力渴望散沙顺民的内在需要。吏治国家靠流官进行统治，流官的真正任务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机共同体的凝结核。大一统帝国镇定而审慎地削平了参天大树和乔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顺民感到皇权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强大，也就感到了一丝苦涩的安慰。与此同时，欧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乱中成长为巨人。年轻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经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欧洲的内战造成了条约体系的崩溃，两次大战和冷战则将华夏世界的残骸送进了苏联的怀抱。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是永恒的战争权力，正如列宁本人所说，专政的本质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包括不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约束。在阶级战争结束以前，战争权力不可能消失。而战争开支是一切政治开支当中最昂贵的，因此其统治成本也是最高的，而且是一切传统规范（包括威权体制和立宪政体）的有力破坏者，这些传统规范正是新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根基。这跟西方的威权体制完全不同，佛朗哥元帅的部下完全清楚元帅会做什么，更清楚普世天主教会的规范是他可以依靠的磐石。总之，它就像是一台割草机，削平了吏治国家留下的灌木，除了草地和苔藓什么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