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启示(第3/3页)

但已降在文化知识分子人格底线边缘的我,对于自己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耻辱,倘听到我的同类说假话还是不能不感到嫌恶。真话不一定总是见解正确的话。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应该明白——对于许多事情,正确的话那肯定不会仅仅发自一个社会发言的立场。有时发自于两个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的社会发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确性。而假话,却肯定是粘带着千般百种的私利和私欲的话。故假话里产生不了任何有益于社会公利的意义。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将一再证明着人说真话的一种极正当的极符合人性的权利。

什么时候,假话终于没了大行其道八面玲珑的市场,或即使不正确的真话,也不再是一种罪过——那时,只有那时,真话里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说假话的原则来凸显出假话的丑陋——在这个底线前提下,我相信,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担当道义,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令民众满意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