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正的人文主义音乐”：流亡作家谈莫扎特（第3/12页）

从这一点看，爱因斯坦的著作在1936年中期可能已经付印。但出版延期了一年，很可能是因为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必须等待政府的出版许可。实际上，根据出版社一位领导海尔穆特·冯·哈塞（Hellmuth von Hase）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他不得不向帝国音乐局局长彼得·拉贝（Peter Raabe）本人提出请求，才得以发行这套目录。[320]

爱因斯坦的修订版克歇尔目录最终得以出版。随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音乐专家赫伯特·盖里克就责备拉贝屈服于莱比锡出版商的压力。一个流亡犹太人的利益竟以这种方式在第三帝国得到推广，他觉得匪夷所思。[321]然而，虽然有盖里克的反对，这份目录的出版在纳粹德国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所有德国音乐学家都对它无动于衷。显然，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刊物都没想评论这份目录，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在德国刊登广告宣布它的发行。公司甚至花了很大力气抹除爱因斯坦的成就。在1937年5月号的业界刊物《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出版社消息》（Mitteilungen des Verlages Breitkopf&Härtel）中，有一篇三页长的文章宣告克歇尔目录第三版即将出版，但文中竟没有一处提到爱因斯坦。[322]

虽然德国音乐学家公然噤声，爱因斯坦至少在其他地方的评论界获得了惊人的赞誉。爱因斯坦本人在1936年5月2日的《每日电讯》上发表了一篇诙谐的文章，以典型的冷幽默为如此好评铺平了道路。他开门见山地比较了音乐作品主题性目录和其他目录的不同，称其为自文字发明以来“最冗长乏味的同类著作”。在向读者介绍第一版克歇尔目录那复杂的缘起之后，爱因斯坦向来自法、德、英诸国、在20世纪前30年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莫扎特的了解的专家表示感谢，并谦逊地表示，他把“所有这些艰辛的奉献”整合起来，也许能为“造就莫扎特研究的新气象打下基础”。文章的最后，他表示，这份目录“反映了音乐艺术史上最纯粹、最美好、最一致的创作成就的整体概貌”。[323]

1937年5月，目录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之外音乐媒体的广泛报道。塞西尔·欧尔德曼（Cecil Oldman）在《音乐人文》（Music&Letters）宣称它是“典范级的学术研究，是一部大作，出自拥有史学和音乐学双料学者资质的作者。他勤奋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又从这些史料中精巧地引出结论”[324]。诺埃尔·施特劳斯（Noel Straus）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里更为热情：“在长久而焦急的期待之后，新版克歇尔目录超越了我们的预期。这是编撰者以总量惊人的研究和工作带来的无价成果。”[325]但也许最令人满意的评论来自作者信任已久的德国同行格奥尔格·戈勒（Georg Göhler）。戈勒的文章尽管发表在全球性刊物《音乐学学报》（Acta musicologica）上，但他是有胆识、有信念著文称赞这部著作的唯一一位留在德国的音乐学家。在详述他对爱因斯坦所用方法的保留意见之后，戈勒雄辩地称赞了他的整体成就：

整体看来，新版克歇尔目录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学事件，我们必须为此感谢爱因斯坦的全面知识和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为这部巨著提供出版机会和外部环境。这是国际学界合作的盛大成果。爱因斯坦引用了斯宾诺沙的“秩序与联系”（ordo et connexio）一语，他和这句引语是真正相称的。没有“秩序与联系”，就没有学术，没有历史。全世界的音乐学界会确保不会遗失这份成果的任何一个部分。[326]

爱因斯坦不是安于成就的人。他特别看重莫扎特学者们发表在知名音乐学刊物上的详细评论。他十分清楚，有着这等细节和复杂程度的书不可避免会有遗漏和不明确的地方，便非常感谢同行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和重要的增补书目。因此，他在目录出版之后，仍然继续挖掘新的材料。到1939年，他已经整理出大量修订意见，多到可以出第四版克歇尔目录。但考虑到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这个项目遭的罪，第四版不可能再找他们出了。另外，战争已经爆发，爱因斯坦已经永久离开欧洲，出版这些修订的前景愈发渺茫。最终得以出版，主要是靠爱因斯坦的朋友保罗·希尔施的坚持和鼓励，以及乔弗里·夏普（Geoffrey Sharp）的无私奉献。希尔施在1936年把他珍贵的音乐图书馆从德国搬到了英国，夏普则是英国一家新创音乐刊物《音乐评论》（Music Review）的编辑，这份刊物在1940年年初开始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