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扎特演出和宣传：从德奥合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3/17页）

这个庆典也带来了莫扎特研究中心在新院长埃里希·瓦伦丁（Erich Valentin）领导下的复兴。瓦伦丁是莫扎特学院新聘任的音乐和文化史讲师。[388]研究中心虽然成立于1931年，但在雄心勃勃的多面手瓦伦丁手下才有了较显著的地位。在第一次大会时，瓦伦丁面对一群著名莫扎特专家，提出了极为远大的未来计划，包括一个新版莫扎特作品全集项目和一项已在计划阶段的《新莫扎特年鉴》。后者旨在永久取代由赫尔曼·阿贝尔特和鲁道夫·格贝尔（Rudolf Gerber）在1923年至1929年短暂主持并出版的旧版年鉴。[389]

1939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是德意志国在入侵波兰前举办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音乐活动。这次音乐节规模较前一年的小得多，但也达到了两个有用的宣传目的。一是向外界昭示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正在加强的同盟关系。这反映在两方面，一是继续以意大利语上演莫扎特达·蓬特歌剧，二是节目单中包括威尔第和罗西尼的歌剧。希特勒也在8月9日首度莅临节日音乐厅，观赏《唐·乔万尼》的当季首演（由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并检查巴诺·冯·阿伦特（Benno von Arent）设计的建筑入场大厅。《萨尔茨堡人民报》在报道此事时指出，希特勒亲临剧场，既“表示对莫扎特之天才的信念”，也是对“我们意大利客人”的文化的认同。[390]

1939年音乐节的第二个目标是创造一种无限欢乐的气氛，以便让注意力从日渐动荡的欧洲政局上移开。前一年，外国访客大都抵制了音乐节，但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欢迎，特别是同情纳粹当局的那些。有一些还受到特别款待，例如英国法西斯组织“链合组织”（The Link）的一百名来访者。[391]

罗兰·腾舍尔特发表于《大众音乐报》的1939年音乐节报道详细描绘了萦绕着演出的特别氛围和莫扎特的天才在加强德意政治联盟方面的作用：

情绪主要是欢快的，这是萨尔茨堡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的性格、景观和历史带来的欢快。由于萨尔茨堡典范性地集中了北方和南方的性格，演出剧目主要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大师的作品。当然，本地天才莫扎特是决定性的调和者。并不是因为这位作曲家的音乐在感觉和思想上不德国，而是因为它广泛运用了意大利的形式，并且，他最重要的作品中有一些所用的文本也是意大利语的。德国和意大利大师的作品数量大致相当，组成了以莫扎特这个在德国和意大利土地上扎根的作曲家为中心的一组杰作。[392]

战争开始后，戈培尔暂时放弃了对萨尔茨堡的主导权。因此，1940年的音乐节规模更小，更名为萨尔茨堡夏季文化节（Salzburger Kultursommer），在7月举办，在根本上是一系列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管弦乐音乐会。次月，“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节”（Mozart-Musik in Salzburg）系列演出举办，从8月2日持续到25日，主角是莫扎特学院乐团，由威廉·范·胡格斯特拉腾（Willem van Hoogstraten）指挥。他们共演了12场管弦乐、室内乐和合唱音乐会，囊括了比萨尔茨堡音乐节一般情况下广泛得多的莫扎特作品。与此同时，埃里希·瓦伦丁于8月22日到24日在莫扎特学院举办了莫扎特研究中心大会，莫扎特专家们提交的一些论文最终发表于《新莫扎特年鉴》1941年第一期。[393]最有话题效应的主题是路德维希·席德迈尔的《莫扎特和当下》（Mozart und die Gegenwart）。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呼吁德国青年继承莫扎特的遗志，“热心保护这个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它获得力量，提升士气”[394]。

准备赐莫扎特以荣耀

欧洲历史上，纳粹当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可以利用历史文化名人的周年纪念来实现巨大的宣传价值的，但纳粹特别擅长从这种场合来获得政治利益。掌权仅两周后，希特勒就特别走访莱比锡，以纪念瓦格纳逝世50周年。这是一个高调举动，意在表明新政权对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认可。之后，同年夏，希特勒出席了拜鲁伊特音乐节，情况几乎变成一场政治集会。两年后是许茨诞辰350周年和亨德尔、巴赫诞辰250周年，这一年的庆祝活动也带有当局许可的印迹。1935年2月在哈雷举办的亨德尔音乐节上，纳粹思想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发表了纪念这位作曲家的讲话，之后是午夜火炬庆典，据说希特勒也参加了。[395]接下去的几年有较小规模的周年庆典：1936年是布鲁克纳逝世40周年，1937年是贝多芬逝世110周年。这些庆祝活动为纳粹时期最全面的音乐庆祝埋下铺垫——1941年是莫扎特逝世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