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终曲：纳粹的遗产（第3/7页）

然而只有很少的流亡者考虑永久地返回故乡。奥托·埃里希·多伊奇是一个显著的例外。1952年，他从剑桥永久迁回维也纳。他作为学者在纳粹时代之前的奥地利享有盛名，当地人张开双臂欢迎他回来。除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舒伯特和亨德尔之外，多伊奇直到1967年逝世为止，一直是战后莫扎特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1954年起，他在《新莫扎特全集》（Neue Mozart-Ausgabe）的成形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的主要贡献是两部巨著：《时代图景中的莫扎特和他的世界》（Mozart und seine Welt in zeitgenössischen Bildern，1961）和《莫扎特：生平文献》（Mozart：Die Dokumente seines Lebens，1961）。[576]另外，他和威廉·鲍尔（Wilhelm Bauer）合作编辑了莫扎特书信的多卷本决定性版本《莫扎特书信和编年生平》（Mozart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1962—1963）。[577]

保罗·奈特尔的战后活动显示出更为特别的和解姿态。他虽然大声谴责纳粹滥用伟大音乐家，但正如1945年致《纽约时报》的一封信所示，他一直坚信德奥音乐学家从未真正信服于这些虚伪的教条。[578]这大概解释了他于195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莫扎特研究专著中纳入了阿尔弗雷德·奥雷尔关于莫扎特和维也纳、汉斯·恩格尔关于莫扎特管弦乐音乐、罗兰·腾舍尔特关于莫扎特和教会的研究。[579]由此看来，奈特尔作为研究莫扎特和共济会关系的专家，是否读过奥雷尔1941年和1944年出版的莫扎特研究著作，就耐人寻味了：奥雷尔这两本书充满政治意味，强烈地反共济会，试图把莫扎特剥离和共济会的种种关联。

有一个音乐学家在战后仍抵制德国，拒绝任何和解。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莫扎特专著由亚瑟·门德尔（Arthur Mendel）和内森·布罗德（Nathan Broder）译成英文本，在1945年出版。两年后，德语原文版由斯德哥尔摩的出版商贝尔曼—费舍出版，当即被奉为莫扎特德语研究的标杆，至今仍是如此。这真是特别讽刺。即便如此，爱因斯坦拒绝任何回到德国的建议，也拒绝和在纳粹政权下寻求立足之地的音乐学者重建联系。他对奥地利学者也同样原则分明，在1949年拒绝接受萨尔茨堡学院国际协会颁发的金质奖章。[580]他在美国刊物《音符》（Notes）1946年12月号发表的对1943年卷《新莫扎特年鉴》的恶评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故国的恨意。他不仅哀叹所选文章可怜的学术品质，更蔑视出版此书背后的原则，如其最后的评论所示：

最重要的是前言的最后一段。在全世界，出版一本书就是出版一本书，甚至在战时也一样。在1943年的德国，出版一本书是“Zeugnis unseres unerschütterten und unerschütterlichen Kulturwillens”——“见证未被撼动也无法撼动的”——哈，要怎么翻译“Kulturwille”呢？6大概一定是兽性的反义词吧。[581]

莫扎特，战后奥地利和纳粹的遗产——延续和变化

在许多方面，战后的莫扎特接受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把他从描述为一个德国作曲家变成描述为一个纯粹的奥地利人。1945年起，莫扎特和国家的这种共生关系在几个层次上被操纵，特别是被用来振兴国家的经济和旅游业。最大张旗鼓的盘剥利用发生在2006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时。毋庸置疑，奥地利人非常强烈地视莫扎特为自己人。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ZDF）组织了一次评选，把莫扎特提名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导致奥地利驻德国大使克里斯蒂安·普罗斯尔（Christian Prosl）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对普罗斯尔和奥地利国民来说，莫扎特是奥地利籍，根本不应加入这种评选。[582]

莫扎特从德国偶像迅速转变为“奥地利性”最有力的代表人物，这让人思考这两个牌子的民族主义到底有多少共同点，而这个问题也触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奥地利在战后有多成功地让自己脱离了纳粹共犯群体。[583]当然，在第三帝国崩溃后的几个月里，有人努力要决定性地和过去一刀两断。1941年莫扎特音乐周的设计师海因里希·达米什被迫辞去维也纳莫扎特协会会长和《维也纳费加罗》编辑的职位。在埃里克·韦尔巴的领导下，《维也纳费加罗》继续出版，摆明了要抹去不洁记录。韦尔巴上任后试图和刚刚过去的历史划清界线，一个早期的动作是发表了埃贡·冯·科莫尔任斯基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莫扎特和他的剧本作者达·蓬特的建设性关系——这个选题两年前肯定是个禁区。[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