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赋 税（下）（第2/10页）

坏，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李巽为使，以盐利皆归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后则三倍晏时矣。《旧书·宪宗纪》：元和六年（811年），王播奏：“江淮、河、岭已南、兖郓等盐院，元和五年（810年），都收卖盐价钱六百九十八万五千五百贯。校量未改法已前四倍。抬估虚钱一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七百贯。除盐本外付度支收管，从之。”七年四月，播奏：“元和六年（811年）卖盐铁，除峡内井盐外，计收六百八十五万九千二百贯。”其利皆如刘晏之季年。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镈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镈奏论死如初。一斗已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节度观察使以判官，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漏一石以上罚课料。鬻两池盐者，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刮鹻土一斗，比盐一升。州县团保相察。比于贞元加酷矣。《通考》：元和十三年（818年），盐铁使程异奏：“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诸州府因用兵以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断者。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赡济军镇，盖是从权，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其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从之。”则当时兵事定后，苛税实有所减。《旧纪》不载此事，顾于异与皇甫镈之相，《书》云：“是时上切于财赋，故用聚敛之臣居相位。诏下，群情惊骇。宰臣裴度、崔群极谏，不纳，二人请退。”采朋党之论以作史，其有害于实录甚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镈，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旧书·穆宗纪》：元和十五年九月，改河北税盐使为榷盐使。长庆元年三月，罢河北榷盐法。许约计课利都数付榷盐院。《新书·王承元传》：大和五年（831年），徙平卢：始盐禁未尝行两河，承元请归有司，由是兖郓诸镇皆奉法。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

盐法弊，请粜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平叔屈服。事在长庆二年（822年），见《旧书·穆宗纪》。亦见《韦处厚传》。韩愈奏云：“平叔请令州、府差人自粜官盐，可以获利一倍。臣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卖，利不关己，罪则加身，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则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而粜之，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口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转富，土著守业者日贫。若官自粜盐，不问贵贱、贫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尽输官钱。并诸道军诸使家口亲族，递相影占，不曾输税，若官自粜盐，此辈无一人遗漏者。臣以为此数色人等，从来籴盐而食，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此奏论官粜不可之理，颇为深切著明。刘晏粜与商人，纵其所之之法，所以为简易也。官粜最难者为见钱之少。使家许以他物代盐价钱，而高其估以取利，亦未尝不借口于此。此铜钱之少，所以增财政措置之难之一端也。是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鹻卤。文宗时，采灰一斛，比盐一斤论罪。《旧书·本纪》：大和二年（828年），禁京兆奉天县界百姓烧灰煎盐。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俸、料。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弊，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亦见新旧《书·弘止传》，皆附其兄《简辞传》后。《旧传》云：三年（829年），课入加倍。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其后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转不足，乃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以上据《新书·食货志》。综言之，则国家急于求利，而官吏及商人窟穴其中，以重困吾民而已。盐固为民食所急，然苟能善取之，则所增之价无几，而所得甚多。以此减贫民之赋，实为谋国之至计。故开元时即有此议。《旧书·良吏·姜师度传》云：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裨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通典》载彤表云：“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金，伐木为室，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庸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宽调敛重征，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臣愿陛下诏盐铁、伐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未服，尧、汤水旱，无足忧也。”案取于山海，以宽农民之徭赋，实为利国利民之至计。晚周以来，儒、法二家所争辩者，即在于此。读《盐铁论》大夫与文学往复之辞而可知也。历代儒学盛行，学者牵于所闻，不察实际，故于法家之论，多不谓然。然事迫于无可如何，则亦有行之而不自知者，而其效亦终不可没。如《旧书·第五琦传》，称其变法“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是也。唐代榷盐，病民固甚，然设无茶、盐等法，而所须者一一责诸出租庸两税之民，其不可终日，恐更不待懿、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