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2/2页）

急于成功的大石，打算越过朝鲜外署和议政府，直接见朝鲜国王，但未能如愿以偿。恰巧这时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访问朝鲜。名义上是参谋次长，但参谋总长是皇家殿下，所以川上实际上就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视察旅行时，有伊地知幸介、田村怡与造等年轻的陆军将领随行。朝鲜国王不能不接见川上将军，大石乘此机会，与川上一行人一起进入朝鲜宫廷，当面递交了“最后通牒”。

看来似乎是大石巧妙地利用了川上访朝的机会，但是，川上访朝竟在这种时候，不是也可以解释成对防谷令问题施加压力吗？

关于防谷令问题，袁世凯硬是坚持梶山曾经同意的六万元，并且拒绝再加上黄海道防谷令赔偿。对此，大石傲然地坚持十七万元的赔偿。

“这是人选的错误！”伊藤和陆奥都发觉起用大石是个失策。他一意孤行，竟决定把谈判地点移到天津，他认为同李鸿章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天津已有代理领事荒川已次，把伊藤博文首相的亲笔信递交李鸿章，信的内容是“防谷令问题的赔偿金，日本放弃原来要求的十七万元，愿意降到九万五千元，请说服朝鲜政府接受”。

朝鲜政府厌恶这个高压的大石，一边更换外署督办，拖延时间，一边由驻在东京的权在衡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在东京谈判。另外，还希望更换大石公使。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多么不受朝鲜方面欢迎。在外交上如同绵羊一样温顺的朝鲜，竟敢于向对方要求调换公使，显然事情非同一般。

日本政府拒绝了朝鲜的要求，但命令大石离开汉城，到仁川听候指令。

1893年5月19日，防谷令问题好歹解决了。咸镜道防谷令赔偿九万元，黄海道防谷令赔偿两万元，计十一万元。其中六万元先期付款，余下五万元以三年为期偿还。

这一问题是侨居朝鲜的日本商人引起的，商人的力量竟足以使稳健的梶山公使退出战场。商人们把自己当作日本扩张的尖兵，他们相信，自己所受的损害由日本政府用武力讨还，是理所当然的。此后，同类事情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