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爱新觉罗们（第5/9页）

1656和1657两年之间，皇帝竟然二十四次到汤若望的寓所去拜访，这完全背离了当时社会的礼仪标准，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老神父那些崭新而深邃的学问和纯净的人格吸引了。汤若望在顺治朝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拥有独一无二的威信。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错误，向皇帝提出建议。许多时候，大臣们的劝谏不起作用，“玛法”的几句话却能扭转乾坤。甚至在太子的选择上，他也听从了这位“玛法”的意见，选择了出过天花的康熙。国家大事由一个“洋鬼子”一言而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被汤若望荐为皇帝的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比乃父要大得多。这位皇帝无疑精力更加充沛，好奇心和求知欲更盛。不论到哪里，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欧洲人，他们是皇帝的数学、几何和物理老师。他们受到了皇帝不同寻常的礼遇。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还坚持演算数字公式，用仪器测定经纬和天象。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唯一掌握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近代天文学原理的君主，在他的主持下，中西学者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梯形投影技术绘制了“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的中国地图。通过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只鳞片甲的信息，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迟早会改变这个世界。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事实证明，世界后来没有一直按康熙皇帝脑中的中世纪时代的速度运行，西洋各国“为中国之患”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雍正皇帝则没有继承父亲的好奇心，一方面，他要忙于镇压政敌，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他已完全被中国文化迷住了，他的视野中没有给那些千奇百怪的西方仪器留下空间。这个外来者的后裔比汉族人更热心更虔诚地推崇中原文化。有一次，他把欧洲传教士聚集到圆明园，试图用他雄辩的口才证明西方人的谬误，劝他们信仰儒学。他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认为，顽固不化正是夷人素质低下的证明。

乾隆皇帝最为景仰的人是他的祖父康熙，他为人也比乃父雍正更从容大气一些。所以，他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感一点兴趣，不过，仅仅是一点而已。正是他，命传教士们在圆明园中设计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这群建筑保持了纯正的巴洛克风格，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模拟欧洲几何图案修剪的，围墙和道路铺装以及石雕小品陈设等也都是西洋式。不过，和祖父不同的是，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意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为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里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

（四）

完成了前无古人的治绩，乾隆皇帝举目四望，历史上那些竞争对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已达到独孤求败的境界。一方面，他工作得有点累了，另一方面，在他的坐标系中找不到前进的目标了。

在他的视野里，在那时任何一个人的视野里，世界是封闭的、固定的，历史按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匀速周转。身处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周围是拱月群星般的藩国。身后是悠久的历史，眼前则是一成不变的未来。在这种静态的世界观中，他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见惯了太多的千奇百怪，见过无数的大场面，导演过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引起他的兴趣，吊起他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