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的教授”（第4/5页）

陈寅恪讲学重内容而不拘形式。上课从不点名，从不小考，大考也是照章而已。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考察学问的最佳方法。有的学生要求他以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新的见解，否则亦无益处；最好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当然，同学们大多不敢采取此种方法，因为所提问题如被认为不聪明的话，面子难堪。”

抗战结束，清华恢复。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来看望寅恪，见他体弱多病，双目失明，便劝他暂不要开课了，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陈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一字之误，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极为劳累。

陈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天作之合，情深意笃

陈寅恪对爱情的言论很有趣，他说爱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也就是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是相爱一生；五等是随便乱上床。

素未谋面而深爱对方如杜丽娘者，在以前的确是纯精神恋爱，级别最高。可惜陈寅恪死得太早，无缘见识网恋的燎原之火。陈先生把未嫁贞女放在爱情第二级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贞女不一定表示为爱情而不嫁，为爱情而贞。若从未爱过，又如何算二等爱情？可见五等爱情之说，也当不得真。

最终，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依他的等级分类，不过四等。然则两人感情深厚，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陈寅恪并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联撰后一月余，两人相继辞世。爱情，能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陈寅恪发爱情五等论时，是1919年，当时还是未婚年轻人。其时，他与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这个论调。当时正是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从新文化运动谈起，也说到了婚姻自主。陈寅恪列举西方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一物，而国内竟以此为风气，是一流弊。”基本上来看，他对婚姻自由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爱国人士决定自行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菘为“大总统”。唐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交给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就读于天津师范、上海体专等，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