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第3/10页）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价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我的方法也有问题”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狗小猫，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问底的劲头。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个朋友说到葫芦。潘光旦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朋友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朋友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朋友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光旦点头，问还有呢？朋友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光旦又问朋友，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潘光旦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光旦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这是他很开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他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理学。当时云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便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切成块状，请夫人做成莱。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叫我做这苦差事？”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夫人一向善于治馔，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教授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着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无论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问津者。潘教授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