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饮食（第11/14页）

张中行从北大毕业后，在保定一个学校混了一年。他晚年还念念不忘直隶总督府对面的马家老鸡铺卖的酱牛肉和酱牛杂碎，说：“一生所曾吃，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几年后，张与妻子并一友人在西单一带闲逛，中午进天福号买了半斤酱肘子，然后到一个叫兴茂号的小饭馆，吃叉子火烧夹酱肘子，还点了一道海米白菜汤。这顿饭他也念叨了几十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还说：“至今回味，仍然垂涎欲滴。”据张判断，当时天福号的酱肉，都用80斤的京东小猪和地道的黄豆酱油，与后来用动辄二三百斤且经过冷藏的猪作原料，酱肉的味道自然是两码事了。

民国初年，上海川菜馆的老大非“醉沤”莫属，味美而价格惊人，宴客者据说非醉沤不足以称阔人。闽菜馆则皆称“有天”，如小有天、别有天、中有天等。中有天味美价廉，名气本来不大，后梅兰芳到上海演出，曾光顾这里一趟，被小报一传，致饭馆名声大振，足见当年梅兰芳的魔力之大。

北京旧时的低档饭馆，除了切面铺，还有二荤铺。“二荤”，指肉和下水。二荤铺一般有一两间门面，一两个厨子，一两个跑堂的，一两个打下手的。所卖无非家常菜。如肉丁酱、炒肉片、熘腰花、炸丸子、酸辣汤等。有时来了熟客，伙计便替客人做主：“得了！还给您炒个肚块儿，高汤甩果，一小碗饭俩花卷。马前点，吃完您就走，误不了您的事儿！”

邓云乡回忆说：“在30年代中，八大春以庆林春为个中白眉。不算清真馆子西来顺，他家的菜在当时是西长安街上首屈一指的。地址在西长安街西头路北，里面一个大四合院子，隔成大小雅座，院子里有铁罩棚。厨房在外院左首，一般都卖整桌的多，小酌的少。记得他家的葱油海参、虾子蹄筋、核桃酪等菜，真是醇厚无比，后来再也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名菜，如今真是广陵散，绝响矣。那时的菜，味真好，不讲花架子，盘子中一弄出花样来，实际就没办法吃了。”

老北京的小康人家，夏天兴在堂屋八仙桌前置一冰桶。冰桶有木制的，有琉璃的，有景泰蓝的。冰桶里镇着绿豆汤、酸梅汤、奶酪、香瓜、西瓜等。酷暑时节，午睡后打开冰桶盖，用小彩花碗盛碗冰糖熬的绿豆汤，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苏曼殊饮食无节制。他每天抽二三十根雪茄烟。曾一次吃进几十斤冰块。有一回吃了三大笼苏州汤包，在床了躺了三天才起来。最后一回是吃了好几碗鲍鱼，致腹泻数日，躺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叮嘱他当心饮食，而他扭脸就叫人去买来糖炒栗子大啖，致肠胃病大发，就这么一命呜呼、死在了“吃”上。

陈嘉庚自奉甚俭是出了名的。一次他请客，桌上只备几盘炒粉，几盘炒面，一大碗青菜豆腐汤。

上世纪20年代，徐铸成考入清华，他后来曾忆及清华学生的伙食：“早餐是四盆菜两道点心外加白粥，有些老同学故意过了规定时间去，只要多花一毛钱，厨房总另外预备一大碗水饺给他吃。午饭、晚饭则是四大盆、四大碗鸡鸭鱼肉，米饭馒头。纪念日则往往用西餐。”

许地山和夏衍都不吃鸡鸭。许短命而夏则长寿。

香港沦陷后，《大公报》停刊。徐铸成等四人化装成难民逃往广州。在英德县境内，他们看到一片食摊，徐后来回忆说：“上船以来，顿顿都是一小碟煮菜和一小块盐鱼。我是不吃鱼的，只以淡而无味的煮菜送饭，正像李逵常说的：‘嘴里淡出鸟来了。’忽然看到这满目珍馐，眼里像冒出火来，连忙坐下去，各占了一个坐头，一个火炉，选了几碟，边烫边吃，还各沽了一小瓶双蒸酒，自饮自酌起来。说也奇怪，我在香港这几年，只尝过一次双蒸，认为它既无骨力，又缺香味，从此不再过问。想不到这里品饮的，却异常醇洌，一小锅纯鸡汤，加上鸡片、腰片之类，都极鲜嫩。这一顿野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生平最满意的盛筵之一。我想，这也并非全是饥者易为食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