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第4/7页）

兼并谈不拢，最多继续恶意收购；受降谈不拢，那就只有杀人了。郜永宽等人固然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文化，但还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条件，逼着人家来杀吧？逻辑上如此不通，那么，李鸿章的报告岂不大有问题？

当日诸降人如何开条件，除了李鸿章一人的记载，没有其他旁证，不好直接判断真伪。但是，一个重要人物不在场的事实，透漏了几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谈判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不在场呢？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说的：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尽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重要细节，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戈登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元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中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纳忠烈所部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营，文忠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驻守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将士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听其便。未逾三日，城中无一寇踪，所馀者妇女五六万而已。当寇魁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祕，国魁亦不知。……谋斩苏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馀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薙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者的真面目。洋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模糊其辞，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