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相国寺的火(第4/11页)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

在狄青之前,我们可以说,在北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文人担纲唱主角,武将当配角、跑龙套——重文轻武;那么在狄青之后,我们可以说,这出戏是文人的独角戏、周立波的海派单口相声,没武将们什么事儿——有文无武。

狄青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帝国武将们的命运。

如果要为狄青的悲情命运写一份分析报告书,纸面上的原因大体可以有以下两点:

第一,狄青太红。狄青从一个下级配军,短短十多年扶摇直上,坐到了帝国军事首脑枢密使的位置,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种家祖孙三代累积,临了才由种师道当了个同知枢密院),怎么能让帝国的文人们不眼红。

如果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步青云,那文人们还能忍受,而狄青的红超出了政治范围,不仅在军队、朝堂,还传播到了民间。在西北没有人再唱那首“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老掉牙的歌,人们记得的是骑着白马、戴着青铜面具,取党项敌将于千军万马之中的英雄。开封的少女们做梦都梦到大将军骑着白马来到她们的面前,摘下面具(刺字不能掩盖他那英俊而冷酷的面容),向她们送出温情脉脉的秋波。狄枢密使在东京经常一出门办公,就会召来无数粉丝的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成了当时首都交通治堵工作的难题。

在北宋帝国,通常红到这样级别的偶像,只能在文人集团中产生,比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小柳主要在青楼圈里知名度高),比如全能才子苏东坡,还比如大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死敌“拗相公”王安石。

而一个罪犯出身的士卒,凭着能打点仗和长得英俊(再加上会自我包装),就吸引了整个帝国的眼球(包括皇帝的),文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文化现象(当然更是政治现象),它会影响整个帝国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帝国的文人集团,无论在狄青走红前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在狄青做了枢密使后,选择都是一样——站到他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