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文集卷一（第13/19页）

“子之方寸几矣，抑未知所持也。夫忠孝者，每事而迹之，则日不胜，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盖皆不忍于其所生。先王制为事亲之礼，温清而定省，疾则尝药，谏则号泣，因人之情而为文达之。其为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后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于父母者，而后爱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于天者，而后爱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人而供弟子之职，出而力王家，勤民事。非直好为观美，内有所激发，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先王之教既熄，人不能自道于道，乃始慕名号而从事，其中则漠无所动。滫以养亲，而非必中有所爱；踧踖以觐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编保甲，夕令曰兴水利、复常平，择名号尤美者而张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标识如彼，内而隳坏如此。故名目者，所以丧人之良心而堕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言本心既亡，不堪以文为涂附之也。贤者思以易之，独宜求诸心之不得已者耳。盗贼公行，不得已而立保甲；旱涝饥馑，不得已而兴水利、常平，行之不合，不得已而思，亟思亟问，必尽善而后已。锲而不舍，靡物不断。古有到臂疗病而立应者，彼迫于无可如何，其神固已深入金石矣。今或浮慕奇行而以号于众曰：‘吾将效刲肉故事。’要名之念炽于中，责效之情流于外，则临事必不为，为之且不应。然则子欲上不负君亲，下不愧令妻，可以知所从事矣。吾辱相知重，他无可言者。”至离合之故，则别系以诗。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咸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日：“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絮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皆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辙，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各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餍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亦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