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11/16页）
法：您这样说使人感到很奇怪，正是您组织了拉塞腊大街的谋害事件，据说，您对……感到作呕。
阿：作呕不是正确的语言，因为武装斗争代表着一个崇高、神圣的时刻。但是肯定地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使双方遭受的痛苦太大，应该尽力避免采用这种方式。当我想起那些充当狙击手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在都灵采取自杀性行动，即向我们开枪时……啊，多么难受！他们不是强盗，他们还是一些孩子，自以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消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比抵抗运动更惨的事。请注意，有些结论是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我认为，政策是知识的结晶，而且是知识的最美的体现，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思索过程。缺乏这样的过程的政策将是糟糕的政策。我认为，我和隆哥的争论是正常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争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思索，如果不……当政策真正是知识的结晶时，它就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情。
法：或者说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阿门多拉，我们是否来谈谈历史性妥协？
阿：根据我的看法，历史性妥协的深刻根源来自抵抗运动。我这样说不是考虑到德加斯贝利、斯科奇罗马和南尼的会晤，尽管那次会晤也是重要的。我讲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抵抗运动：官兵为了不遭袭击躲进丛林，工人为了不被逮捕上了山，农民帮助工人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牛……在这般巨大的力量里，你怎能区分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队呢？天民党在艾米利亚和威尼托大区有几支游击队，可是在加里波第支队里也有天民党人和教区神甫，也有不是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在激烈的战争中，一种我们与天民党人结合的思想成熟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都灵，共产党、社会党、天民党签署了使行动党人大为恼火的协议，也并非偶然。那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协议。三党联合几乎都发生在北方和第一届德加斯贝利共和政府中，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三党联合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德加斯贝利不是谈论“基督与人道主义和非宗教团结一致”吗？冷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这种言论中止了。在都灵，当社会党人同天民党接近时，陶里亚蒂说：“好极了。你们这样走下去，对我们是帮助。只要你们与我们保持接触，好极了。”这是他公开说的话。后来关系破裂是因为南尼一反常态，想孤立我们，单独与天民党搞协议。陶里亚蒂并不反对中左联合，但反对那种中左联合。现在……
法：请听，阿门多拉：把天民党人说成是抵抗运动的样板似乎有点勉强，撇开这点不说……这种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
阿：我刚才正说，现在10年已经过去，国家发生了危机，要是不采用左翼民主替代的办法怎么能解决这场危机呢？我做过统计，在意大利政坛的力量对比中，整个左派从来没有超过44%，而且这44%当中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他们是不愿同我们站在一起的，所以不是清一色的44%。我们和社会党加在一起则从未超过32%或33%。自1946年以来，两个加数有过变化，但总数始终不变。至于天民党则仍然维持一支与1946年时不相上下的力量，在35%至37%之间，只在1948年4月18日那次选举中例外地获得48%的选票，但这是唯一的一次，对天民党人来说在那以后这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结果是，我们与天民党较量了25年，这种较量损害了国家。尽管双方都有曲折和反复，尽管我们从19%上升到27%，他们从48%下降到37%，但作为这种较量的基础，力量对比依然如故。较量还没有停止，但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使国家继续受到损害。由此产生了结合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