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第3/6页）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延安时期的两个曾国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国藩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

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