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4/27页）

在此期间，美国人却转换到“遏制”模式，不再热衷于在德国与苏联合作的想法。拜恩斯和贝文达成协议，把美英两国的占领区合并起来，实行共管。在共和党参议员亚瑟·亨德里克·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的陪同下，9月6日，美国国务卿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说：“我们不会撤走，我们要留在这儿。”总的来说，拜恩斯认为，德国主权与民主前景的主要支柱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除了保证德国对鲁尔区和莱茵兰的主权之外，拜恩斯还暗示，美国并不认为德国与波兰（沿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的新的边界线是不可改变的。

拜恩斯的讲话强化了苏联官方的共识：美国政府想要消除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并拒绝承认苏联在中欧拥有势力范围的权利。尽管如此，“较软”和“较硬”的解读空间都还是存在的。莫洛托夫的副手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站在“强硬路线”的一方。他写道，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并想把德国变成他们“在欧洲发号施令”的基地。按照这样的评估，上述演讲乃是反苏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认为拜恩斯想要动员德国“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来反对苏联，但他们没有把美国的行动说成是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在德国问题上达成政治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对于这种妥协的性质，从官方的讨论中还看不出来。

只有斯大林的指导才能纾解该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苦恼。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