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埋下祸根（第2/11页）

“北京才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伦敦的《泰晤士报》如此说道。控制北京并不意味着统治全中国，却能拥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只肯与北京打交道。如果有哪个军阀拿下这座位于北方的首都，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合法地位，可以从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中获益，可以获得商业优惠权，还能得到政府征收上来的各种税收。

袁世凯控制着北京，他手下各路所谓的北洋系督军们则控制着周边各省，拱卫着北京城。为了养活自己及下属的军队，这些军阀们偷偷把自己辖区内的矿产开采权卖给外国公司，并提前多年向农民征收赋税，把城乡居民仅存的一线生机也压榨殆尽。

1918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不过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1905年，孙文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初，其内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原有的那些来自秘密会社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另一派是孙文的新支持者，即那些激进的学生。刚开始，两派之间的界线还不明显，从“一战”开始，学生们和资产阶级开始相互敌视。学生们发现了中产阶层的两面性，便转而反对资本主义。这些高喊民族主义者的学生们想通过赶走侵略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国列强，把土地分给农民，取消所有经济特权等方式来完成革命。他们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中产阶层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商人们从与外国列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日本入侵中国彻底导致革命阵营分成了左右两派。

“一战”使德国失去了对遥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机派兵从德国手里夺走了山东省。为了争取日本共同抗击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许诺，战后它可以继续拥有山东省。

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东京肆无忌惮地向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条约规定，日本将给袁世凯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袁世凯则必须答应日本永久占有山东省，并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拥有优惠权。日本的无耻要求令人发指，但它威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们将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政敌。袁世凯只得勉强答应下来，条件是日本要对条约的内容绝对保密，而日本人却故意泄露了相关的细节。一时间群情激奋，人们痛斥袁世凯，并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抗日怒潮。

因为曾帮助协约国抗击德军，中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帮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一战”期间，中国曾派出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欧洲和中东，这些人被编入工兵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凡尔赛会议上，中国希望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能够帮助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宏大计划，似乎它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去除以前的一切耻辱。

威尔逊左右为难。他特别想建立国际联盟，在凡尔赛和会上，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赞成他的协约国盟友们与日本达成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定。日本人却暗示说，如果威尔逊这样做，那他们在成立国际联盟一事上也不会投赞成票。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的这项决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该决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正式签约成立。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屈服了。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如果我签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对威尔逊的一位助手说道，“那么今后在政治上就连你们纽约人常说的那点‘渺茫的机会’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