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6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第2/4页）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

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70％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