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争的背后（第3/5页）

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战争和叛乱此起彼伏，朝廷权威受到很大削弱，中枢政治的运作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了，因此必须形成一套灵活简便的新的宰相制度，以便皇帝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低阶官员，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常衮和崔祐甫之争的起因。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春，代宗除掉了弄权宰相元载；四月，杨绾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常衮以门下侍郎衔入相；七月，杨绾突然病逝，随后中书侍郎一职便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在此情况下，崔祐甫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便自然而然地接手了中书省的政务，无形中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虽无其名，却有其权。

与此同时，常衮也取代杨绾成了首席宰相。在他看来，区区中书舍人崔祐甫是没有资格掌管中书省的，于是很快就接管了中书省的政务。

崔祐甫被打回了原形，当然是愤愤不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六月，司空朱泚向代宗呈报了一则祥瑞，说他一个部属的家里竟然出现了猫鼠同窝的奇异景象——有一只母猫把一只小老鼠当成了自己下的崽，天天用乳汁无私地喂养小鼠。朱泚说，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之事啊，若非皇帝圣德广大，岂能有如此猫鼠和谐之祥瑞！

常衮闻讯，立刻率领文武百官入朝恭贺。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和谐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崔祐甫。

他当着常衮和百官的面说：“万物若违背自然，即为妖孽。猫抓老鼠是天职，如今却为老鼠哺乳，这难道不是妖孽吗？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朝廷应该做的事，是借此反省，看监察部门是否放纵了贪官污吏，看边防部队是否尽到了御敌的职责，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做法。”

代宗听说后，马上接受了崔祐甫的批评，并对他表示了嘉许和赞赏。崔祐甫这么做，摆明了就是要让常衮难堪。常衮表面上没说什么，几天后就给崔祐甫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让他去分管吏部的选官事宜。

如果常衮是真的让崔祐甫“分知吏部选事”，那崔祐甫倒也没什么话好说，毕竟吏部是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分管官员的选拔工作更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差。可问题在于——常衮不可能把选拔官员的权力真正交给崔祐甫。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崔祐甫借调到吏部后，每次认认真真选报上去的候补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常衮毙了。

什么理由呢？

不需要理由。

如果一定要有什么理由的话，那也很简单——你得罪领导了！

得罪领导是一件挺让人郁闷的事，但是崔祐甫并不郁闷。

因为他相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而常衮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人心的领导。崔祐甫知道，自己的群众基础比常衮坚实得多。仅此一点，他就具备了跟常衮博弈的资本。

所以，当常衮在服丧问题上再次把自己推到百官的对立面时，崔祐甫便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于是才会在百官敢怒不敢言的时候挺身而出，公开和常衮叫板。

说白了，常衮拿服丧问题大作文章，目的无非是为了讨好新君李适；而崔祐甫敢于公然和宰相叫板，也无非是想借此赢得百官的同情和支持，为自己积累更高的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彻底扳倒常衮。

面对崔祐甫的挑战，常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坐以待毙。

跟崔祐甫撕破脸的第二天，常衮就上疏弹劾，声称崔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要求德宗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市）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