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向李唐的人（第7/8页）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