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365个故事365里路（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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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写作的《追问》，所“追问”的并不是自己和同行的阅历。“追问”是从自己和同行的立场出发，披荆斩棘地上路，进入另一个群体——一群被处分或法办的高官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能否做好一场成功追问，在午夜的星空里，寻找到黑洞深处有价值的“暗物质”，取决于我到底能不能勇敢地进入到这些黑洞，却保持着光明的睿智和温和的倾听姿态。

从中纪委和省纪委提供的633个案例中，我遴选出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的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在将近两年的材料消化、当面访谈、实地采风和着手创作的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讲，我的精神状态几度近乎崩溃。固然，浩瀚的材料研读和大量的走访活动，使我皓首穷经，但最折磨人的，并非繁多的工作量，而是身份的扭曲和心灵的灼烧——作为一部口述体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进入讲述者的内心，遵从讲述人的所谓逻辑，认同他讲述过程中流露的一切好恶，反映他的原本的内在形态，并以此触摸到他灵魂的真实。而这是一群怎样五花八门的灵魂啊，一套套多么荒诞的人生逻辑，一种种多么无常的好恶，一番番多么怪诞的精神形态，它们纠结在一起，混乱成一团，激愤着你的常情，颠覆着你的常识，涂改着你的常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睿智了！

多少次，我对自己说，我无法温和了！

当我太多地追问了他们的灵魂之后，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成了他们的“众追之的”。

一天夜里，当我又一次陷入这种写作困顿的时候，我忍不住拨通了一个作家朋友陈先生的电话，向他请教如何走出这种糟糕的写作状态。我之所以选择向陈先生求助，是因为若干年前，我听说他正在采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纪实文学。许多当年的“造反派”进入老年，开始反思自己的年轻冲动，愿意倾吐那段扭曲的青春爱恨情仇。陈先生在电话那头，果断地对我说：

“立即中止，放弃写作。”

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

“我打算写作造反派后，找到了几十个采访目标，都是当年的造反骨干，极有故事，也愿意说出来。但我交谈了三个采访对象之后，发现他们很平静，我却要崩溃了，我的心里无法承受那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我毅然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他还忠告说：

“你不能让自己长时间浸泡在别人的污河里。寻根追源，排污清淤，固然是好事，但做任何事都要先丈量自己的承受底线。”

放下电话，我停止了将近一个月，不再触摸写作的键盘。我的心，充满了畏惧。然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读到了20世纪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的一段话，阐述“我为什么写作”——

“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力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

我混沌的认识像被豁然拉开了一道口子，顿时明亮了。我过度沉浸在题材的灰暗本身，而导致了写作的疲惫。我忘记了在这题材的内里，是一定能够寻求到驱使我坚持下去的某种魔力的！

和着键盘的嘀嗒，借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我的内心飞扬出这样的声音：

“我要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

跨过三百六十五里的星辰，

为了光明正大的梦想，

毅然踏上寂寞的征程。”

时空浩渺，星辰灿烂，我毅然逡巡于其中的幽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