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13/13页）

以我个人所见，再看本章所录各电报，塘沽停战协定当时，在前方的膺白和何敬之先生，在中央，不但蒋先生，汪先生亦然，均苦心孤诣，不辞疑谤，为国家负了责任的，世人都知蒋先生对膺白的私交，集矢膺白就要累及蒋先生，对西南、对党、对不甚了了的爱国而冲动者，膺白的事，蒋先生对内外左右都要更担一部分责任。许多地方蒋先生是不得已的。膺白有时火气甚大，他亦是不得已的。黄季宽先生在军分会与军事有关；张岳军先生与军事无关，与华北亦无关，他不辞艰险先膺白而往，俟停战而归，为国家而外，他为膺白，另章有述及。行政院来电同时授权诸人，对膺白亦是好意。我曾看见为华北事须向政治会议国防会议报告，蒋先生愿返京亲自提出负责，汪先生愿先独负责，往来之电，不管以前以后如何，这一短时期，看见各人的血性。

至于政府所顾虑，国人所怀疑承认伪满云云，不但自始至终为当冲者所切切注意，敌人无须亦不能在此时此地提出，固绝对无其事。

我补充说明一事，国人不能分别：“北平政务委员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三者范围、时代均不同，前者为张学良所主持，在膺白前；后者为宋哲元所主持，在膺白后。膺白主持的“政整会”，自廿二年至廿四年（一九三五），后将另述。北平“军分会”为何敬之先生主持，与膺白同时；只这一时，北方的政、军两机构不由一个人主持，主持人系由中央派来，而非在当地有实力与地盘的人。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