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5/13页）

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说日本可以横行无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我深信日本的行为若不悛改，这个世界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必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决非其时。今日即使有世界大战起来，我们也决不能利用。何况纵观全世界物质与心理的状态，我们决不能妄想世界各国为我们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国报纸曾问：国联若真执行盟约第十六条的经济制裁，中国能和日本完全断绝经济关系吗？），我们可以断言，现时几个有实力的国家（国联内的英法，国联外的美俄），无不希望我们能做到对日问题的一个暂时的段落。上海的停战是一个段落，今日华北的停战又是一个段落。军事做到一个段落，即是使敌人的暴力暂时无用武之地。暴力无用武之地，然后敌人国内的和平势力可以渐渐抬头，而国外的正义制载也可以有从容施展的机会。战事延长，局势扩大，则军人的势力可以无限的伸张，国中舆论决不敢与军人背驰，而一切国际制裁也决不能发生丝毫的效力。

这篇文章是否已经全录我不记忆，其中都是我们要说而不能说的话，故不嫌其长，把我所见的全部抄下。这是当时最透彻亦最大胆的理论，我佩其谋国之忠，不仅是借以解释政府的政策，以及膺白的工作为无误。

塘沽在天津前站，实与城下之盟相去不远。膺白亲笔的电稿中有不少“心酸胆裂”“泪内流”字样，我今见之犹泣下。停战本属军事范围，以言政策属于整个政府，以言临时局部责任则属北平军分会，然由膺白为之者，颇与政府为表里，而分负国家之责任也。膺白自己亦因当时内政之分裂，外交之寡助，军事财政均无办法，各项估计和看法均觉不能战而不可战。上章言几年来政府曾几度要膺白任职，亦几度要他北上，而他均推辞，终于在大军溃败，平津危急之际而受命，其主要目的对外系缓和日本，对内系绥靖反侧。反侧实亦日本所支持制造，民族之羞，而百孔千疮，来源是一。吾人从极度内省，则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自己岂能辞咎？而过去历届以来政府之责任尤重。“甘棠召伯”之所以可思，而遗大难于后人者为可痛也。此次国难严重，内外指责，不免集中于政府与党治。膺白息影有年，与革命有甚长历史而非党员，日本人中思想较自由者对他略有认识。他的朋友称他为从不“忽友忽敌”“朝三暮四”。他是这个时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与相安的一个人物。他没有什么特别本领，他爱国，爱朋友，爱爱国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国家为第一。这是他最后一次受职；最后一次与日本人交涉。他的忍辱图强，为东亚和平，为亚洲民族复兴基础，一个愿望，完全失望且失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段惨痛之事。他亦希望华北在停战以后，力图内政上之振作，更力不从心。我在这段时期，出入于前台观众与后台执事之间，有时站在国民立场，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员抗议。亦有时知剧情紧张，不如此则如何？亦向演员致同情和慰藉。“死而后已”一句话，真的看见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十七日，膺白车抵天津，河北省主席于孝侯（学忠）先生早一站去接他，同到省署，急欲知中央有何办法，且声明他必服从中央意旨。膺白亦听到许多军事实际状况。十七日在平参与军分会会议，重要将领俱出席，前线支持已不能以日计，而以时计。宋哲元将军言其兵在喜峰口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则如绵羊，驱之不动。商震将军允在某翼支持一日，为全场最能负责之人。形势如此，已准备撤退，弃平津矣。据当时随膺白在平之张寓锋君言：“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黄公北上，驻南海丰泽园，日夜筹谋，席不暇暖。至廿一日情势更紧，公终日在外开会，至下午五时归来。时在丰泽园者，仅何克之（其巩）、何杰才（其伟）、傅墨正（孟）及余四人耳。公曰：‘此间恐难保全，初步拟退定兴，克之可随余行，杰才可返上海，墨正与寓锋同办善后。’随以一单交墨正，而以行李属余曰：‘七时我再出去，汝等可先预备。’七时，公外出，至十二时李择一君来电话，余接电正答公不在家，忽闻履声笃笃，急属稍待，而以电筒授公，只闻电话声：勿带一人，速至某处。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时归来，精神极疲，面含苦笑曰：‘可不走了。’从此六十余日，公则早七时即为奔走者所困扰，夜十二时犹未休息，余等朝夕相侍，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