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4/10页）
真正的争斗，还是发生在南京“朝廷”内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时，“北漂”们的反应是“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
那么，“南混”又是什么反应呢？
时人陈贞慧（又名陈定生）撰写的《书事七则》是这样记载的：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实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这就是“南混”们内心的真实处境。
遭此乱局，“南混”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无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太子均杳无音讯。
老板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头望天，还能怎么办？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还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讹言。
由于圣上和太子下落不明，为了防止谣言四起，混淆视听，南京六部联合发文禁止谈论这一敏感话题。
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隐瞒真相，连“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怎么公开？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四月初一，史可法携南京官员发布“南都公檄”，并于四月初七率南方军队渡过长江，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整军北上，救国于倾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