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雄起（第2/6页）

崇祯皇帝怒了：朱聿键，你胆子肥啊，私自招募兵勇不说，还大败而归！监狱没蹲够是不是？好！满足你的要求！

崇祯十年（1637年），朱聿键被贬为庶人，投入凤阳高墙（皇家专用监狱），一蹲就是好几年。直到崇祯都上吊了，朱聿键还在高墙里数星星度日。直到朱由崧在南京上台，才把他给放出来，恢复唐王爵位。

正因为蹲过两次大狱，造就了朱聿键坚忍不拔的性格，他内心是希望有一番作为的，而时势确实也为另类朱聿键创造了三大有利条件。

其一，福州政权建立后，除了鲁监国控制的浙江、张献忠盘踞的四川以外，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赣州、南安两府）等地区都积极响应，接受朱聿键的领导，继南京政权后，江南大部在形式上重新实现统一。

其二，清军占领南京后，清政权认为江南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加上来自东北的部队难以适应南方的炎热天气，多尔衮向阿济格、多铎下达了适时撤军的命令。六月，阿济格率领的西路大军从武昌先行撤退，九月，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准塔率领的东路大军从南京班师回朝，清军在长江一线、钱塘江西岸的防守兵力相当薄弱。

其三，为抵制“剃发令”，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百姓自发起来抗争，钱塘江以东地区在鲁监国的领导下也与清军隔江对峙，有效地牵制了博洛率领的留守力量，使其短时间内无暇南顾。

面对天赐良机，隆武皇帝朱聿键满怀信心，制定了光复故土的“两步走”路线图：

第一步，分东、西两路进军。东路从福建出发，沿东北方向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后继续北上；西路从湖南出发，北抵长江，收复武昌后顺江而下。最后，两路大军对长江南岸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收复南京，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是为“半功”。

第二步，重新以南京为基地、武昌为依托，整军北上，收复中原，将清军赶出山海关，是为“全功”。

雄起，朱聿键

画蓝图容易，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朱聿键深知这个道理。长年蹲大狱的经历，造就了朱聿键善于思考和总结的性格。

从崇祯、弘光两朝的悲剧中，朱聿键总结了两大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南明最大的敌人是清政权，“流贼”则是可以联合的同盟军。

毫不夸张地说，朱聿键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清军是最大的威胁，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但如何定位与“流贼”的关系，弘光政权一直都“拎不清”。

弘光政权与“流贼”势同水火，甚至不惜采取“联虏平寇”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囿于阶级的成见（一边是地主官僚，一边是农民百姓），还有历史的包袱太沉重（崇祯死于“流贼”之手）。结果，“虏”没联上，“寇”也没平，弘光自己先挂掉了。弘光政权的覆灭，证明这条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属于不识时务，损己利人。

为了对抗强敌，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敌当前，只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形势逼人，另类朱聿键力挽狂澜，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联寇抗清”的总策略。

第二，党争是亡国祸首，不消除党争，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史学家普遍认为，明朝之亡，亡于党争，其实朱聿键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面对天下的乱局，崇祯时期的“北漂”，弘光时期的“南混”，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只顾一己私利，不识大局。这些人在朝堂上你争我夺，极大地消耗了政权的能量。

这些人要么贪污腐化、飞扬跋扈胡作为（阉党、马阮集团），要么自视清高、眼高手低嘴过瘾（东林党）。无论哪一类，本质上都是结党营私，置政权最大利益于不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将国家拖入绝境。